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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
《混搭中产家》是一本用细节解构中产居住生活的书。
本书把抽象的文化思辨与社会学考察还原成直观具象、富有接近性的描述与示范，在“文化混血，目标混杂，趣味混乱，风格混搭”的时尚文化状态中，用格调、色彩与质地构建一个“中产”的“家居形象”。
由于作者身兼《时尚家居》与《时尚家居置业》两本著名时尚杂志的主编，使得本书每一个“时尚细节”的皆出自第一手的资料，所选插图也是历年来《时尚家居》杂志中极具代表性的图片。
殷智贤
1990年7月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1992年涉足新闻界，1993年自《时尚》杂志创刊起任编辑记者，历任《时尚先生》、《时尚家居》、《时尚家居置业》主编，出版了《高级灰——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写真》、《爱情也流行——二十年中国人情感回放》等。
第一篇：具体生活
中产们在今天为营造其家所做的种种努力，都使我们看到了这一代中产青少年时期未能实现的梦想，以及他们对于自己未来的种种憧憬。只是在这些画面里，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了一些无法掩饰的破绽，而这些竟不是用细心或金钱能够弥补的。具体的生活将原本被隐藏起来的幻想具象化并且放大了，这一点甚至连中产们自己都没有察觉。
中产阶层买多大的房子
收入水平只决定一个人买房子的上限及下限，以同等消费力，中产阶层买多大的房子却不是个定论。我目前对中产阶层的界定是家庭月收入8000元～4万元，即家庭年收入10万元～50万元。那么对于一个月收入8000元的中产之家而言，他能够承受的住宅消费上限是月供2600元，首付8万元～10万元。以这样一个经济实力，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他可以买100平方米大、每平方米3000多元的房子，也可以买50平方米、每平方米7000多元的市区公寓，于是中产阶层在其可控的经济实力范围内买多大的房子就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正越来越显示出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决定中产阶层买多大房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产阶层收入增长的速度。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仍然以不低于8%的速度持续增长着，至今这种堪称奇迹的现象还没有消失的征兆。对前途的信心，以及持续增加的收入，都使中产阶层的整体消费力在逐年上升，这种上升不仅来自于中产阶层整体规模的扩大，也来自于中产阶层消费需求的强劲增长。
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后，中产阶层在住宅上的消费还处在试探阶段，那时他们还不敢倾其实力在房产上有较大投入，但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规范程度逐年提高，封建商品房流通方便，回报高，而央产房、旧时福利分房上市交易艰难，中产阶层便逐年开始加大其在新建住宅上的投入，以便使“不动产”成为“动产”。而且由于投资失败的比例在相应降低，中产阶层们备受鼓舞地将房子越换越大。很多中产阶层在初次置业时都会考虑到三五年后出手是否容易这个问题，一个关于越大的房子越好出手的投资传说使一些中产阶层开始了“以房养房”的投资方式，而150平方米以上的高档公寓、300平方米以上的TOWNHOUSE或别墅房子回报率相对较高的事实，也使中产阶层在投资房产时有更为大胆的举措。
中产阶层买多大的房子受各种社会风尚的影响也很突出。
自从中产阶层进入房地产消费市场以来，整个时尚界和社会舆论提供给中产阶层的家居梦想已经经过了几轮变迁。
先是大厅小卧。在一套150平方米～180平方米的公寓里，客厅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十几平方米变成了90年代末的30平方米甚至50平方米。而所谓的小卧也不过是从二十多平方米减到十七八平方米，所以居室的面积在这一轮风潮中便已扩大了几十平方米。大厅小卧示范的空间布置和家居风格一时间成了中产之家的典型梦想，在这一场逐梦过程中，中产阶层们将居住面积扩大视为提升生活品质的一个重要标志。
经历过大厅小卧之后，开放式厨房又给中产阶层提供了一个新的梦想模板，开放式厨房使中产阶层既实现了新生活的梦想又无须扩大面积。
消费经验的匮乏也使中产们对自己需要多大的房子拿捏不当。
户型即不同空间在一套住宅中的位置、比例，是中产阶层们构筑新生活的内容。中产阶层对空间与人的比例关系的判断和处理还有某些不到位的地方，这就使他们对多大的房子才能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恰当的满足判断失准。
比如：一个餐厅长宽多少才是舒适的？摆新古典餐桌椅如果恰好，那么摆进极简风格的餐桌椅在视觉上是否显得空洞？抑或餐厅就显大了？
又比如：一个客厅多宽多长适宜观看多大的电视，一个喜欢美式田园风格家居的人如果想在家中摆放美式沙发，客厅要多大才会不显局促？
种种比例的判断失准，使中产阶层忍受着由空间比例失调带来的并不那么舒适的生活。
当然对于刚刚买了新居的中产来说，对于空间还没能体会得十分细致，由此导致的不舒适还没有那么严重。
中产之家对不同需求排序变化也对他们买多大房子构成影响。伴随着社区形象与名声成为划分阶层的一个符号，一些试图借此描述自身形象的中产阶层也会为进入这样的社区付出一定的代价。例如为了提高身份，他们会为进入高档社区而在住宅面积上做出较大的让步。
社交方式的改变也影响着中产阶层选购住宅时对面积的需要。经常在家请客的人将在交通便利、宜于同事朋友抵达、社区形象良好和居室面积大小几个指标间做一个平衡。
2001年起，在郊区购置居所成为了中产阶层新的置业方向，其直接后果使中产们既无须大幅度增加置业成本，又享受到了崭新的生活品质，例如面积增大、自然环境改善等。
随着有车一族的增多，中产阶层便敢于购置远离市中心的房子，这当然也使他能买更大的面积。
而开发区的外迁、城市多中心的变化使一些在那些地区工作的中产无形中化解了为获得一个好地段而支付高居住成本的困窘，于是这部分“省”下来的钱也使他们可以买面积大一些的房子。
但市政设施滞后于房地产开发速度这一事实，使很多经济实力尚不够强的中产们不能指望住到郊区去，因为那会使他们过不上都市生活，于是他们只能在面积上妥协，而选择继续留在城市里。而那些既在意时间成本，又希望住大房子的人身处中产位置时，只能选择在城里购置一套小房子、在郊区买一处TOWNHOUSE的置业模式。于是选购小户型成了进入新世纪 以来中产阶层很重要的消费行为。
家庭关系的变迁也使中产阶层在购房时在大与小之间徘徊不定。
两个人供房，虽然可以买一个大的房子，但对感情的信心不稳或两性关系的不稳都使尚未婚配的男女或者早早在婚前买下一处小房子，作为婚前财产记在自己名下，而不致在婚后变成“夫妻共有财产”；或者迟迟不开始置业，总等着将来两个人共同负担，不想自己先买一处大房子让对方“不劳而获”。
也有一类是置业时二人共同负担房贷，而分手或离异时房子又成了男女双方的负担，财务结算自然少不得一番纠缠，财产分割后，一方少不得要重新购买房子。这些都使房子在大与小之间变来变去。
当然家庭成员结构的改变，例如老人搬来同住或有了小孩等情况都会令中产阶层对住宅面积的需求发生变化。只是在这最后一点里，由于中国中产阶层在对空间挖掘和使用上的经验还有待积累，所以他们解决这一问题只有扩大面积一个手段。这也是很多中产二次置业与一次置业的时间间隔只在三年左右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种可能性使中国当代中产阶层会买多大的房子变得难以预测，就像当开发商一拥而上开发大户型的时候，小户型突然成了抢手货，谁知道有那么多单贵、新人类打破了成家后才置业的传统消费模式呢？谁又猜得出有多少人打算做长期单贵，已婚的也想为自己置办一个玲珑第二空间呢？这些变数使中国中产阶层的居住平米数存在着不那么可靠的规律性，连中产阶层自己也不清楚下一个阶段在投资房产时究竟是买一处更大的房子，还是就不同的功能多买几处小户型呢？
目前市场上的小户型从20平方米起步，到80平方米以内，功能一般可用于单身或两口之家的日常起居，或投资做家庭旅馆、工作室或小公司的办公室。开发商锁定生于70年代的新生代时，定价的依据不是每平方米单价几何，而是每套房总价几何，因为这些新生代们能支付的首付和能承担的月供是有清晰的上限的，他们再超前，也不想因为买房而放弃自己在其他方面的享受，所以他们不太能接受首付超过10万(如果还需要他们装修和买家具的话，首付超过5万，他们就会再考虑了)、月供超过2000元的，如果是丁克之家，那么他们或许愿意承担首付10万(可以是毛坯房)、月供不超过3000元的。至于面积，在这个人群中是有上下10平方米的弹性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更乐于选一套居住功能使用不固定的房子。他们既在价钱上不能让步，通常是乐于在面积上减少几平方米的，好在这一代人有办法把小房子住大，这真的是这一代人的本领。
至于一些并非完全出于经济收入的原因而购买小户型的人群，他们会比前者需要的面积大一些，如果说前者是20平方米～50平方米小户型的主力消费者，那么这个人群则是50平方米～80平方米小户型的主力消费者。
这个人群在意的并不是省钱，而是在意购买小户型带来的投资回报或居住方式的恰当。
对于中产阶层而言，在股市低迷，基金、国债市场的选择有限，回报不确定时，投资房产不失为一条出路，但投资面积大的房产，对于自有住宅尚需还贷的中产而言是个不敢轻易背负的包袱，所以投资一个小户型是个安全的方式。而投资小户型基本能达到8%～10%的回报率，如果地段、楼盘选择恰当，还可以有更高的回报率。出于投资考虑的中产在选择项目时，常常遵循的原则是买著名楼盘中最小的户型，因为这类楼盘无论是均价还是出租价整体会较高，买一套这种楼盘里的小户型无论转卖或出租都可以搭顺风车。
至于选择小户型自用的中产除了收入的原因，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小户型所承担的居住功能是有限的，它不需要满足房主对居住的全部需求，有的小户型只是房主加班太晚，不便回到郊区常住住宅时临时过夜的地方，有的只是朋友们偶尔聚会的地方，所以这些小户型的周边设施是否齐备并不重要，只要离娱乐中心或商务区距离较近就能满足这类房主的需要。
上述影响中产阶层买多大房子的几个主体因素是我们一种理性的分析，事实上中产阶层买多大的房子并不纯粹是一个理性决策的结果。
中产阶层也可能会脱离生活方式的真实需要，样板间里一个梦寐以求的几案就可能使他多买上几平方米，又或者只是女儿的一句话，老爸便慨然掏钱。中产阶层也很可能会超出他们现有的收入实力，超“前”消费，因为他们相信收入还会增长，更何况他们还没有负债消费，这种魄力与美国人比还差一大截呢。
铺张在今日社会中不仅表现在衣与食的消费上，也正越来越多地表现在住与行上。一对在外企做到中高层的夫妇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公寓，住进去第二年他们有了个儿子，到第三年孩子满地跑时，他们便买了第二套房子，面积180平方米，置业的理由是孩子大了，家里不够住。事实上那套120平方米的房子有很多空间未被真正利用上，但这对夫妇不愿大费周章地改造现有的空间，而是通过买更大面积的房子来实现增加的居住期待，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收入支付这笔花销，而且用钱购买理想的这种体验，对许多中产而言称得上是一个诱惑。
这个诱惑所包含的不仅有住得更宽敞舒适，也包括证明自己不断进步、生活水平逐年提高，还包括在与周围人的比较中自己能有一种荣耀感和安全感。毕竟在今日中国，能花钱购买居住理想的人总是有限的，有些实力的人多少可以确信自己是在社会阶层金字塔靠塔尖的部分。这个证据非常有意义，它能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中产阶层心底深处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只要自己比别人走得快一些，自己便不会被这个社会抛弃。
所以买大房子的消费取向背后的精神作用是大于物质意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以中国人目前的收入水平本不应该承载如此高的房价，然而却承受了。除了积攒了几十年的消费力井喷式爆发的历史背景，这一代中产阶层的心理状态是个重要因素。
买多大的房子本来就是当代中产阶层的居住试验。
中产阶层不可能很快中止这场试验，因为关于居住、关于投资不动产，中产阶层还有许多有待了解的内容，还有许多需要积累的经验，这一代没有完成，下一代还要继续。在消费者没有具足认识与经验之前，市场会始终处在不确定、不成熟、不完善的状态中，而这几个“不”又会使消费者对未来存在着更多的猜想。只有当消费者真正成熟起来，这个市场提供的关于居住的梦想才是有依据的，带有极大试验色彩的“尝试性消费”才会转向理性需求的“满足型消费”。
不过这一天还不会太快到来，因为影响中国中产阶层消费者走向成熟的法律系统、媒体系统、设计系统都还不可能迅速提供一个完善的模本供中产阶层参考：我住多大的房子合适？
对空间作各种形式的改造可以使家居生活充满乐趣。中产们一方面努力通过变换住宅产品来改善自己的居住品质；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学习尝试开发既有空间的潜力，而后一种方式显然是更为环保的方式，提高已开发资源的利用率，可以使我们不用大量耗能也能拥有同等品质的生活。
将阳台改造成茶室，是对空间功能的拓展。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茶道的消失使这个空间也随之消失了。中产在建构自己的新居室空间时，茶室作为一个崭新的角色亮丽出场。
中产之家需要几个房间
人在一个居住空间里发生的行为都是成系列的，比如人在餐厅里的行为总是包括拿碗筷，摆放在餐桌上，坐下，进餐，伸胳膊夹菜，餐毕起身，将碗筷拿进厨房，放入洗涤槽。这些动作可能不会完整地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但这些动作是不能被省略的，如果人们的生活方式更为复杂，可能还会增添开红酒、倒酒、舀冰淇淋球等。
我举这个例子想说明的是，由于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必然会发生一些行为，这些行为便要求有它合适的发生场地，对这个场地的合理规划便包括提供多大尺度的空间以及让这些动作的发生如何更有秩序、更流畅自然。
按客厅、主卧、客卧、餐厅、主卫、客卫、厨房、书房、衣帽间、储藏室、工人房算下来，竟然需要11个空间。目前市场上适合中产阶层的公寓平方米数从60平方米起，直至200平方米。不达到180平方米很难使上述空间全部在一套住宅内充分实现。这于是引出了一个问题，除了买得起18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之外，低于这个平米数的住宅，对不同空间依据什么做出取舍才会使中产阶层对生活感到较为满意呢？
让我们先来对不同空间之于中产阶层的意义做个解析吧。
客厅。这是这个家庭的门面。中产阶层将此视为自己的品牌标识，各种代表性的符号将在这里做最充分的展演，社交也是在这里完成的，所以它要尽可能地利于展示和社交这两个行为的顺利进行。中产阶层的家庭聚会通常规模在10人以内，大多数在6至8人，所以，能分出两个谈话区域的客厅较为恰当。
餐厅是一个重要的空间，不仅对社交有意义，对于不同的两性关系状态下的生活也有独特的意义。那些尚在单身，且买的是小户型的人，餐厅是不能和客厅用墙分开的，因为平时主人会习惯边吃饭边看电视，朋友来，可以在这两个空间里自由穿梭，才显得家里人气旺。对于已婚的丁克人士，餐厅就可以和客厅分开了，因为两个人如果还没到离婚的地步，就餐时间是两人重要的交流或相处的时段，如果和客厅打通，那种私密感就会被破坏掉，如果再打开电视，两个人就不会再专注于对方了。
厨房是不能省掉的。只是它要不要和客厅或餐厅合并为一个连体空间取决于主人的生活形态。不常做饭，又常在家里请客的，开放式厨房既成全了空间的通透感，又无须担心油烟问题，否则就需单独有一个空间。
衣帽间。这是曾被很多家庭忽略的空间，但现在正越来越受到重视。事实上，作为中产阶层的一员，就其消费结构而言，服装鞋帽的消费已是除房子和车以外最为庞大的一项支出。时下一位中产阶层的女性，即使不十分热中追逐时尚，鞋的数量总在25双以上，稍微爱追一点时尚，便轻松突破35双的界限。与这些鞋相配的衣服、皮包、帽子便有数百件，如果其中干洗衣物的量比重超过30%(这是很普通的一个比例)，那么悬挂加上叠放空间就需要一个2.5米～3米宽、高2米的衣柜。如果是已婚夫妇，先生如果同时也是一位白领，无须过分考究，衣柜则需加宽1.5米，因为白领男士的衣物大多需悬挂和单层叠放。
储藏室。各种饰品、织物因生活变得考究，件数激增，这类物品所需的储物空间已非各处角落所能满足的。一组比较平常的数字是，中产之家60平方米以上的公寓窗户有两至六个不等，每个窗帘通常至少一副纱帘，一套布帘，布帘会随季节变化准备两至三套不等，家中仅窗帘便有四至十八副；床上用品仅以一张床为例，四季至少两套；桌布、餐巾等也至少两套；花瓶至少三个，烛台至少三个；餐具至少三套，酒具至少两套，茶具至少三套；个人收藏品尚不在其中，上述物品所占空间至少在3立方米以上，相当于宽1.5米、高2米的柜子。
书房。想继续做中产，不读书是不可能的，至少家中若没有一定量的藏书很容易遭人嗤笑。两米以上宽度的书架是一个基本规模，哪怕其中放的一大部分是杂志和工艺品摆件。
工人房。雇用全日制小时工的中产家庭并不很普遍，除非家中有婴幼儿或老弱者。因为中产阶层连随时随地使用工人的精力及时间都没有。
主卫。重要意义不必细述了。
客卫。多小也得有一个，因为不希望外人与自己分享一个卫生间，尽管一年也用不上几次。
空间分析到这里，哪些空间正在和即将变得必要，哪些是存在弹性的空间，哪些空间是寸土寸金，哪些空间可以尽量压缩，有一个大概的轮廓了吧。
但现代中产阶层在空间的安排上却经常犯如下的错误：
1.被一两次挫折或成功的体验误导，认为自己有或无此需要。有一位白领买车的决心是基于某个下雨天站在马路边40分钟没打上车，当时心中备感凄苦和懊丧，想自己只是因为没有私家车而落拓至此。其实，那天更真实的原因是老板表扬了他一直嫉妒的一位同事。由于在某人的大客厅里度过了一个觥筹交错的夜晚，便觉得客厅必须得大到60平方米以上才算体面，于是挤占了其他空间来成全客厅。
2.被时尚类杂志的示范所吸引而忽视了自己的个人化需求。一个被刊登出的范例中有一个开放式的书房，书架甚至是一列层层递进叠高的阶梯。于是效仿者在自己层高2.5米、40平方米的客厅里辟出一块同样格局的工作角，一旦来客人，自己的案头秘密再无从保住；如果配偶的朋友来，自己也没有一个独立的空间用于读书思考或上网。
3.对自己变化的速度缺乏超前性。比如没有计算出自己衣物的增长量或干洗服装的增长速度，预留的衣帽间太小；或对小孩出生后所需空间的面积及家中格局判断不清，留的房间或大或小，或不利于照顾。
目前中产阶层对房间数的决策还停留在平面面积上，所以只有扩大平方米数才可能实现关于生活的种种期望。但在经济实力不具备之前，很多中产阶层都是因陋就简，以牺牲掉很多居住功能作为代价换取所谓宽敞的客厅或卧室。
这除了因为这一代中产阶层居住经验尚在原始积累阶段，对于合并不同功能空间却不有损空间功能缺乏足够的处理技巧，更因为今日中产阶层对居住模式设定得太绝对，每个空间能实现的功能太单一。
现代人把空间切得这么具体，然后给自己的暗示是到这个空间就是为了发生这样一个行为——去餐厅就是为了吃饭，去客厅就是为了见人或看电视，去卧室就是为了睡觉……目的性这么强。生活中互相交织的丰富的意义被简化成1+1+2+3这种关系，这和现代人对居住理解的改变有关。原来我们在一个空间里可以发生很多的意义，彼此之间交织在一起互相启发、互相丰富，现在这个过程就没有这种生动性了，这其实是现代人居住过程中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目前中产阶层的空间设定及分布还是90年代后期的模式，不出错，但也没什么意思，每一个功能的添加都是在平面上摊大饼，面积不增加，好像功能就加不上。突破这种方式的人还是极少数，以不同以往的方式满足各种需求才被称为创意。
例如，大多数人家的床都是平放在地上，但我见过一对住在巴黎的夫妇，他们的床像吊桥一样斜拉在半空。白天，20平方米的房子是客厅和工作室，晚上挂钩一摘，床就成了地铺。白天从吊在半空中的床板下方看去是一幅立体浮雕，成了屋中一道奇特的风景。又比如餐厅，有餐桌的地方就是餐厅，但餐桌可以以各种方式出现：可以塞进厨房操作台的下方，用时抽拉出来；也可以临窗靠墙打一圈层板，像吃回转寿司一样，边欣赏风景边进餐；还可以备一辆带轮子的餐车，把任何一个房间临时就变成了餐厅。
居家本是自由度最大、最不需要墨守成规的生活。在这件事上，富裕阶层和普通工薪阶层远较中产阶层要活泼得多。如果富裕阶层是出于高度的自信而随心所欲地尝试他们的种种想像，那么工薪阶层则囿于经济条件而努力用创造性的发挥弥补物质上的不足。中产阶层则既缺乏富裕阶层的自信，又觉得工薪阶层的许多“创意”不过是因陋就简。他们站在一个四平八稳的空间过着四平八稳的生活，任何一种需求的膨胀都可能导致空间的失衡。为了不断平衡，他们眼下就是拼命去挣钱，换更大的房子。
其实一个好的创意就可以节省出一个房间，又同时改变了居室形象和生活方式。用这个道理说服中产阶层并不那么容易，他们真正的障碍不是对创意的接受，而是对变成另类的恐惧。他们不能离这个阶层所形成的文化和准则太远，那会让他们无从判断自己的位置和方向。
中产阶层需要几个房间本质上不是居住功能层面的问题，而是生活态度的问题。一个崇尚开放、简单的人，居住的空间既不需要那么多室内的隔断去“围护”住不同的空间，也不会将居住的各种功能界定得如此绝对并试图做出严格的划分。
通常一个人的阶层所属越高，家中的房间越多，不同的房间就成了不同生活的限制。所谓的贵族，就是对不同的行为有着严格的界定和高度的自律。而不受等级、秩序、礼仪等限制的人便不会遵从不同的行为必须发生在不同的空间这样的原则，于是他们不需过多的空间也能实现居住的目的。
当代中国中产阶层家中房间数的增多是中产阶层试图使自己生活变得更有秩序、更能体现等级程度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努力。这基本上是人升级后必然会发生的一种行为，所以没什么可意外的。
只是今日中国，那样多的人都在用极快的速度改变着自己的生活，当然这里包括对自己的居住空间的改变。即使在画面全然一样的情况下，这种速度的改变也会使我们产生崭新的体验。
中产阶层对需要多少个房间的判断至今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恐怕也不会有答案，不同的潮流不断地把中产们带入一个又一个场景，以今日中国的变化速度，这种转场足以让人眼花缭乱。
像舞台一样的客厅，在家很有明星登场的感觉。
客厅——中产身份的名片
看一个人家，第一印象总是先来自客厅。无论一个人收入如何、品位如何，几乎没有人会忽视客厅之于家居的意义。客厅的形象确实清晰地折射出这一代中产阶层的生活态度、文化思考和审美趣味。
1998年以前的客厅主要承担着待客的功能，所谓待客也无非是招待客人吃饭的地方，在主人主要是一家人一起看电视的地方。而且那时商品房的概念远未深入人心，人们无从选择不同形式的客厅，客厅在整个住宅中所占的面积比例通常和卧室是并列的，而且最好的位置常常被留给卧室。客厅与大门之间也没有门厅这样的空间做一个过渡。
当商品房成为新兴的中产者的消费品时，消费者们对产品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要求客厅宣讲着他们的某种心声：
第一种声音：我富裕了！这是用客厅表达的第一种声音。由于这一代中产阶层是整个家庭中(在1949年后)最先富裕起来的一代人，他们承担着家庭原始积累的责任。他们买的房子是这个家庭最重要的私有财产。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它给了中产阶层一个赢得他人认可并进而认可自我的依据。于是客厅便成了这个家庭向外人展示成功的第一个窗口。
在这种声音传递的过程中，来访者可以从主人使用什么牌子的音响、电视，什么档次的沙发、茶几，什么质地的窗帘、地毯推断主人的富有程度。1998年以前，几乎每一个中产之家都有一个三人座或两人座的沙发，主人会漫不经心地向来人解释是牛皮的还是羊皮的。如果是人造皮的，主人就不会把沙发当作一个话题去提及了。1998年以后，布艺沙发在中产之家中广为流行，再后来，织物的档次难以拉开明显的距离，沙发的品牌便成了主人们界定自身成就高低的一个符号。这一代中产阶层太在意他们是不是成功了，因为这实在意味着一次意义重大的门庭改换。
第二种声音：我有品位。这是中产阶层继第一种声音之后发出的又一个重要宣言。因为在财富的比拼上，中产阶层是难望富裕阶层项背的。中国人有置业的传统，富裕阶层们即使在多次置业后仍乐此不疲地装修每处新买的房子，而且永远选用刚上市的、别家还没来得及拥有的高档建材、家具及饰品，这种速度所需要的强大的财政基础，对于这一代全然没有祖传、没有世代积累的中产阶层而言是不能攀比的。
但中产阶层自问有一点会比富裕阶层更有优势，那就是品位。
因为富裕阶层更乐于陶醉在对奢侈品的充分占有上，他们的眼睛里更多地看到的是“稀缺”(事实上也正因此他们对稀缺的敏感与热情，他们才能在生意场上屡屡得手)。但让中产阶层敏感的是时尚和格调。
于是你会看到众多中产家的客厅里总会在茶几下放一块块毯，在一色的沙发上放几只色彩跳跃的靠包，沙发后总有一株高大绿植，植物种类和写字楼里的流行树种一样。他们还会在电视柜上放置若干他们购自世界各地的工艺品，当然一定会放的是公司、协会、媒体颁发给他的各种奖杯。一只仿明代的花几，或一张中式条案常常是一个稍富裕些的中产之家必备的文化符号。
中产之家的客厅里最常见的不是书，而是光盘和CD盘。这是主人和客人之间交流的一个重要话题，也是主人阐述自己文化趣味的一个重要证据。
客厅的色彩几乎准确地代表了这个家庭整体的审美趣味。
你不要试图在一个上班族的中产之家里找到面积比靠包更大的、灰度低于20%的色块，他们用色之谨慎、之规矩，即使在时尚类媒体反复示范及引导下，也仍很少有突破。他们最大的胆子也就是在墙上的挂钟、茶几上的台灯和那几只靠包上出位一下。
这种现象并没有什么对与错。工作压力乃至生活压力巨大的这个群体回到家里再也不想让神经继续处于亢奋之中，他们需要安静与平稳的生活氛围，情调必须有，展颜略一笑即可，这就是中产白领的情绪强度。
而那些自由职业的中产之家显然将客厅变成了一个舞台。他们会使用夸张的色彩搭配比如绛紫和柠檬黄，或使用另类的材料，例如将原本用于外墙的砖作为客厅中主题墙的装饰材料，又或者他们借助一些主题大胆的艺术品令来者有那么点惊愕。总之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家太“平”。
时尚对中产之家客厅的影响力在三个地方体现得最充分：一个是电器，一个是沙发，一个是地板。
你去一个中产之家，你只需要看他用的是什么彩电，什么款式及造型的沙发，地上铺的是什么材料，你几乎立刻就能推断这家主人是哪一年装修的房子。
电器在中产之家中扮演着一个彰显主人经济实力和时尚敏感度的角色。那些外观设计时尚或使用了新材料或新造型的电器总会被中产们迅速买回去，替换已经不够时尚的旧电器。从纯平到等离子电视的跨越中国的中产只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而在国外十几年不换电视的人家比比皆是。
沙发是深受中产们重视的客厅家具，其重要原因不仅因为它在客厅中占据的面积最大，大到决定了客厅的整体气质，还因为它的形式决定了一家人之间、主人与客人之间的交往方式。撇开客厅面积这个因素，中产之家大都会用转角沙发、3＋2组合或2＋1组合沙发，这些形式的沙发很容易分出落座者的主客关系甚至彼此关系的远近。而用沙发建构人际关系的做法并没有一定之规，这种种形式也是受时尚潮流影响的。可以说直到20世纪末，客厅的严肃性是大于它的娱乐性的，沙发组群的结构需要保持一定的稳重感。但到了21世纪，客厅的严肃性开始有所减弱，娱乐性使客厅变得渐渐轻松，这个时候，沙发的面料变得丰富了许多，沙发的色彩则明艳了许多，更明显的一个变化是沙发的高度比此前有所降低。
不同时期，中产之家的客厅地板的材质不断发生变化，九十年代初是地板革，到中期实木地板开始在中高收入家中流行，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大理石、地砖、实木复合、复合地板等多种材料百花齐放，每一个年代的客厅都有那个年代的地板。中产们一经选择了他们装修的那个时期正流行的那种地板材质，除非再次装修或置业，他们对地板的改动是微乎其微的。
但中产们又是渴望变化的，于是块毯成为他们较常使用的地面装饰元素。这些块毯的图案大抵比较抽象，不是圈圈就是点点，不像富裕家庭中使用的地毯，图案具象而规则。至于块毯的材质，必须是易于清洗才会被中产们选择。
今天时尚的影响力在中产之家有三个新的体现，一个是灯，一个是窗帘，一个是墙上的装饰物。
这三点的时尚化说明当代中产之家在家居消费上发生了一种更深刻的转折——他们正在从塑造家居的表面形象、物质形象向塑造家居的情调和文化转变。这种努力虽然刚刚开始，但已经开始了。
在这里我想特别说说装饰画。
九十年代初期以前，家中的墙饰主要是年历。到了中期，一些名画的印刷品替代年历成为了城市家庭中的新墙饰，到九十年代中期中产们进入房地产市场时，装饰画的种类就变得丰富了许多，除了世界名画的印刷品，还有名画的赝品、绣品、风筝、折扇、面具等等不一而足，中产们对墙饰种类的开发是中产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体现。近两年来，请美院师生画原创的画在中产阶层中的中上层和富裕阶层中有所流行，而画的内容通常由房主定。
凡高的画随着其在拍卖市场的价格飙升，中产之家也多买其印刷品或请人画仿作，《向日葵》、《鸢尾花》一度在中产之家被广为悬挂，因为这是一个所有人都辨识得出的符号。后来泛滥到一定程度后，新一轮装修的中产之家便更换了主题，或者是语焉不详的所谓现代作品，或是电影海报，广告招贴，或是自己旅游时拍的照片，当然画面的内容仍以国外的为主。
第三种经由客厅传达出的中产阶层的居家声音是：我们是一个生活和美的家庭。尽管中产阶层可能是这个社会最忙碌的一群人，但他们仍然尽量塑造自己张弛有度，能从容驾驭生活的形象，这一点在中产之家的客厅里表现得尤为刻意。
无论是3+2或是2+1的沙发组合，中产之家一定会安排一个能让人躺倒的座具。而所有的座具又都是围绕电视机而安排的，好像全家人有许多机会可以围坐在一起观看电视节目。
其实只要多走几个房间，就会发现大多数中产之家不止有一个电视，夫妇俩各看各的电视节目已是很平常的事，因为在这一点上，大家认为没必要互相迁就，财力使每个人都可以自在地选择自己喜欢的。这种现象潜在的一个影响是，大家共同的话题又少了一个，而分坐在两间屋子里看电视的时间可能超过两个人坐在一起的时间，这种生活状态对家庭关系有何影响被忽视掉了。
过去的中国人把客厅的家具摆放得中规中矩，对进入者有很大的暗示及强制作用，长幼尊卑的秩序经此奠定，不容撼动，而无论对联、花瓶、镜子、帽筒都带有吉祥的寓意，诸如“平(瓶)静(镜)”、“礼貌(帽)”等，这些都一种传统的家庭氛围的必要构成。
今天，当中产阶层们坚持将沙发、茶几、电视、音响做那种模式化的摆放时，这些家具和摆设就对家庭成员的行为和彼此关系的构建形成了新的引导和限制。
当客厅的中心被安排成电视的时候，全家人便把能这个本来是一家人共处的空间留给了电视，彼此间的关注更为减少。当一个人占有了电视，他(她)便占有了这个空间，那些不想和他(她)共同观看同一个电视节目的家庭成员，也就放弃了对客厅的享用。
客厅家具的摆放呈现出的某种假象掩盖了彼此疏远或陌生的现实，及至当事实逼真地跃于眼前，挽救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壁炉吧，很多中国的中产在公寓里会安一个电的壁炉，“炉火”是假的，完全是一种声光效果，那个壁炉成为中产们为自己设计的一个“西式”符号。这个属于西方乡村独栋住宅的配置出现在中产们的公寓里绝对是今日中国独有的风景线。
而且这个壁炉作为客厅里一个重要的摆设，如同主人写就的一篇宣言，令所有来宾清晰地体会到主人在西方文化方面的浅薄修养和其渴望西化的心情。
关于一件事浅薄的修养和迫切希望拥有的心情一旦结合在一起通常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如同一个人在不能透彻了解感情是什么，又非常希望和某人谈恋爱一样糟糕。
嘲讽是没有意义的，中产对壁炉系统的移植流于表面，和今日某些文化学者倡导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或某些先进的管理模式的肤浅没有什么两样。壁炉生活的最大魅力在于当炉火生起，那是围坐者的核心，人们环绕在一起，共同享受着炉火、话语与感情的温暖，但在现在，那些客厅里安了壁炉的家庭仍然把视线投给了电视，一个客厅除了壁炉还有两个甚至三个焦点，壁炉的魅力无从发挥，这绝不仅是中产的对壁炉的误读，而是现代人对传统的陌生，更是我们对外来文化不求甚解的社会流弊。
卧室，谁的领地？
绣有花朵的窗纱，同花色的床品，布艺的搭配方式成就了一个中产女性的玫瑰梦。
中式床和西式床最大的区别是中式床是从单边上下的，妻子睡在床里侧，丈夫睡在床外侧，妻子起夜不能从丈夫身上跨过去，而是要叫醒老爷，老爷起身后，妻子才能从老爷身后下床；西式床则是从两边上的。有人抨击中式床体现的生活观念是男尊女卑，说这种结构岂不是妻子起夜都需先征得丈夫的同意？
现代的中国人更推崇西式床所体现出来的男女平等。这种理解显然把中式床所包含的中国人的生活观念彻底误读了。在中国人看来夫妻是要共享和共担生活中的全部，大到家族命运，小到吃喝拉撒，两个人之间没有隐私，你今晚会不会起夜是要和你的枕边人共同分享的。分享美丽与丑陋，分享荣耀与屈辱，分享生活中可能分享的一切经历，包括起夜。中国人设计这一套生活程序，是基于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的理念。而丈夫愿意因为妻子起夜中途醒来，这便是一种担待，妻子因为起夜惊动了丈夫，这便是分享。当有外人侵入，睡在外侧的丈夫则有责任保护妻子，这便是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对等分配。
但我们现在已经放弃了这种权力与责任、分担与分享的方式，推开现代人的家门，西式床已成主流，男女平等随着西式床的普及就成了今天这种彼此越来越少担待，当然也越来越少干涉的状况。
当代中产阶层基于对西方文化的高度认同，选择了以西方生活形态为自己的范本，床乃至卧室当然是一个彰显生活态度最为重要的空间。
出入主卫的方式是卧室情趣的一部分。
和富裕阶层选择两边上下的西式床一样，中产们也确立了男女间的这种相处方式。即使赶时髦打一张中式床，也把一边的床挡板去掉，把床放在屋子中间以便于男女两边同时上下。
于是这引出了一个问题：谁睡床的左边，谁睡床的右边？
在过去，夫妻俩谁睡床的哪一边天然已定，这套礼仪无从更改，现在既是自由选择，便存在当两人的习惯相冲突时，谁牵就谁的问题。
在富裕阶层的家庭里，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者在卧室里也是天然的领主，这种主从关系很容易达成默契。有些家庭则分别有男主人卧室和女主人卧室。但在中产之家里，两个人相对的落差没有那么大，分居两个卧室也太奢侈了。那么，卧室是谁的领地，就是一个不那么容易明确的问题。
关于睡床的哪一边的问题，两个人会通过协商达成某种平衡，但勉强放弃自己睡眠习惯的一方会在其他方面要求补偿，比如窗帘的图案、床上用品的面料及色彩、床头灯的款式等。这个双方探讨的过程并不是一种理性的安排，更多时候，它是双方彼此认知彼此协调的过程。
问题是随着市场选择的多样性，这种协调不仅没有变得越来越容易，反而变得越来越困难。丰富的产品也调动起了中产们关于卧室更多的期待，混合着谁睡床的哪一边，卧室里的“玫瑰之战”形形色色。
首先是卧室要不要朝阳。传统的卧室是不朝阳的，因为要把朝阳的房间让位给客厅，卧室只是晚上用，有没有太阳不要紧。但开发商教育市场时说，卧室朝阳更健康、更浪漫，样板间里落地窗垂下的纱帘勾勒出一个旖旎的场景，令中产们的布尔乔亚情怀蓬勃兴起。如果窗前还有一个观景台，这个画面就更接近中产们的卧室梦境了(只是这个梦境的母版不是中国传统的家居文化，而纯粹是借着欧美影视剧舶来的)。于是卧室在哪个方向朝阳，有多大的受光面积是中产夫妻们反复讨论的一个焦点，这件事和健康的关系远不如和情调的关系大，所以谁是家中的情调领袖，谁就在这方面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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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室的时尚感是中产相当重视的。金属质感的面料，不同比例的几何图案成为2002年中产卧室的时尚之一。
其次是主卫在不在主卧里。尽管风水先生们反复强调卧室里附带卫浴间是多么的不吉利，但仍然有很多人选择主卧带主卫的户型，这里面除了有人未被风水先生告诫过(富裕阶层选择这种户型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选房及装修阶段大抵会请上一两个风水先生把把关)，相当一部分人是基于对浪漫而又隐私的两性生活的高度重视。
发生在卧室里的故事还包括什么风格的床、床品，什么款式的衣柜、床头柜和窗帘。
比如卧室里的衣柜通常有2/3属于女主人，1/3甚至更少属于男主人。
从推拉门衣柜在2000年的流行到今天整体衣帽间的浮出水面，中产们在卧室里附加的功能相较于七八十年代并没有本质上的增加，但每一项功能的实施都在不断进行品质升级。
卧室里的窗帘是除了床以外最能反映中产夫妻们生活趣味和两性关系的一个符号。
经过时尚类杂志的种种引导后，中产夫妻们从阅读一系列案例中建立了自己的品位。窗帘的不同悬挂方法是中产夫妻们如何展示、打开、关闭、收敛自己私生活的方式，卷上卷下、拉上拉下的窗帘语言很少被用在卧室里，三段式的古典窗帘语言就更少被使用了，因为这种含蓄的风格和开启的速度都不合现代人的气质。左右开、单边开的窗帘开启方式被较多使用。 |
最后我必须要谈到卧室的主角：床。卧室之于中产生活的意义集中体现在这张床上。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极少数的中产夫妻会使用双人枕，因为没有哪个中产不加班，没有谁能准确地说出自己回家的时间。夫妻双方共同入睡的故事一个月也讲不了几次，一方在灯下等待另一方归来的经典爱情画面也难得上演，因为同样在打拼的一方，明天要早起继续上战场。
巨大的压力也使两个人温存的时光被迫减少，有的夫妻虽然不至于分室，却也出现了分床。有人评价为现代人的情爱无能，但我更愿意解释为双方各自的社会角色差异加大、角色感增强，即使回到家中也无法彻底转化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所致。
卧室是谁的领地和夫妻双方在社会中的分工与角色扮演息息相关。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在竞争中注定身处一线的中产们无法彻底忘掉自己的社会属性，当他们回到家中时，那个他们在外出演的角色所具备的种种特质有意无意地流露了出来。床，并不能让他们完全放下背负的一切，而枕边人也不一定是可以或愿意分担、分享他们各种活动与体验的那个人，“枕边风”吹不散中产们从外面带回的沉重，夫妻俩日复一日地从床两边分别上下。
单身中产的卧室也许因为不存在上述的关系问题，所以更多是主人的绝对领地。
如果是男单身，卧室差不多是最凌乱的一个空间，中产男性们恐怕是最少请小时工的。卧室是他们纵容自己各种生活习惯的地方。如果是女单身，卧室则是她们描摹梦想的所在。花边、粉红色或小碎花会以各种方式出现在这个空间里。
既为中产，钱要花在关键处，对中产男单身而言，卧室不是他们最看重的地方，他们更愿意在满足自己所好的地方多投资。而对中产女单身而言，卧室是她们情调抒发的重要空间，她们也许不会花太多的钱，但所有能营造气氛的地方她们都乐于投资。
无论男女单身，我们是不能从他们的床看出他们是否有伴侣的，因为只要买了60平方米以上房子的单身，几乎都会为自己买上一张双人床，这对他们而言是享受生活的一个必需。
榻榻米或类似的床具对于那些购买小户型的单身男女而言，是一个很受青睐的卧具，因为这种卧具可以兼当坐具用以待客、自娱自乐，符合小户型户主既要实现多功能又不能增加面积的需要。
厨房，烹饪只是一个节目
丰富的厨具、炊具成了现代厨房中具有使用功能与装饰作用的配置。
中产阶层繁忙的工作使他们难得下厨，尤其丁克或单贵们更是下厨难得。即使偶尔开伙，也不过是煮个方便面或热热带回的打包的剩饭剩菜。厨房在很多中产之家几乎是形同虚设的一个空间。但事实上，厨房却是最能体现这几年中产之家生活方式变迁的一个空间。
最早买商品房的那一代中产阶层坚定地认为厨房必须是与其他空间隔离的，因为炒菜的油烟与未燃尽的甲烷散发到整个住宅里，对空气是一个污染。这批人中如果仍然没有小孩或与老人同住，当他们三年后二次置业时，便欣然接受了开放式厨房。
开放式厨房带给中产阶层家庭生活的意义实在是非常丰富。
首先，它是西式生活的一个典型符号。分外渴望国际化的这一代中产相信，像欧美人那样构筑空间模式便拥有了最接近欧美人的生活方式。而在这种空间里培养对于现代生活的经验和体认是最可靠的方法。
其次，开放式厨房也是一个重要的交流空间。如今，即使一家人，也很难再出现围坐交流的时候了，大量的加班挤占了中产们在家中停留的时间，夫妻间、亲子间的相处时间比70年代中国家庭的交流时间还要短。而开放式厨房则因墙壁的消失为家人提供了一个宝贵的交流机会。尽管很多人家会雇用保姆、小时工解决下厨的问题，对于不雇用小时工或保姆，或即使雇用也仍然会亲自下厨的人家来说，开放式厨房体现了一种明确的居家精神：交流无阻碍。
此外，开放式厨房也是一个社交场合。外来客人在有开放式厨房的人家里有很强的参与感，主人也无须因备餐而冷落了客人，或无法加入到众人的交谈中，这对在家待客的人会很有意义。而客人们也不会有难以参与到主人的种种安排中的拘谨。关系近的，还可以一同备餐，多人同时下厨，其乐融融。一间开放式厨房使家庭聚会变得轻松随意，而这正是现代家庭聚会追求的一种风格。
餐厨合一是小户型人家的常规布局，镜子是用来在视觉上制造空间延伸效果的。
至于油烟问题，好像被很多人忽略不计了。除了抽油烟机会解决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现代中产们逐步调整了自己的饮食结构，烹饪大鱼大肉已不是中产之家的日常所为，油烟自然不成其为问题。
至于那些采用封闭式厨房的人家，厨房也已经超出了烹饪功能空间的范畴，而更多地扮演起多功能空间的角色，例如社交，例如娱乐。
所有的橱柜、厨房电器在现代中产们打造厨房空间时是一个核心的内容。
中产阶层们在橱柜上的投入称得上是“超英赶美”。现在国际上最新的橱柜设计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中国人的家庭。如果说中国的富裕阶层有不亚于西方国家富裕阶层的消费力，中国的中产阶层则动用了他们最高的能力试图接近发达国家中产的生活水准。他们在橱柜上的投入与其收入之比，很多都高于西方同等水平的中产之家(这一点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证明，但只要走访一下中西两个收入水平相当的家庭，我们不难看到中国中产之家的厨房无论设计、材料、五金件及其他配置都明显高于同水平的西方家庭)。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内的很少有选择品牌橱柜的，家庭年收入达到15万元的多会选择国产品牌的橱柜，过了20万元的就开始选择合资品牌了，而家庭年收入过了50万元的就会选择进口品牌的橱柜了。
中国的中产们在橱柜上投入如此之多，大体基于三个原因：
第一，中国是一个“民以食为天”的国家，厨房虽然在忙碌的中产之家中功能地位下降，但心理地位是不曾下降的。
第二，时尚类杂志引导的结果。大量关于西方现代厨房的报道有极强的示范作用。拥有一个时尚的厨房对当代中国中产们而言是一个生活的梦想。
第三，伴随着两性关系的改变，下厨不再是女人个人的事，男人下厨也变得越来越正常和经常，甚至在厨房中的分工还体现了夫妻关系的状态。再加上开放式厨房的出现，厨房要担当起很多责任，例如塑造家庭形象、营造居家气氛等等，要想有如此多的产出，只能有如此多的投入。
至于厨房里的家用电器何以在中产之家中日益丰富，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微波炉、电饭煲、吐司炉都是为了配合时间紧张的生活，而烤箱的出现，与其说它是一个烹饪工具，还不如说它是一个时尚符号——一个有烤箱的家比没有烤箱的家显得更西化更时尚一些。这是一件纯粹西方的厨房电器，能做西餐的主人在今日中国无疑就是时尚的，这对今日的中产们是有很大意义的。
还需要谈到的一点是灶台。1998年有两个灶眼已经够时尚了，但今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产之家开始使用四个灶眼的灶台，这些使用四眼灶台的人一是因为时间紧张，试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完一餐，另外他们对火力不同、出火方式不同的灶具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于传统的烹饪方式有很大的兴趣，他们乐于尝试新事物，喜欢体验新的生活方式。
当代中国中产阶层在厨房装修上的投入从1998年的1500元/平方米涨至2002年的5000元/平方米，这种涨幅绝不是橱柜面板或瓷砖涨价导致的。1998年的中产之家，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的，厨房面积通常是三四平方米。现在1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厨房面积也就加到五六平方米，但中产们却将这个不大的空间要么延展，要么升级，使之成为体现家庭装修品质的一个重要空间，其提升速度之快真是令人惊叹。
与其不成正比的是厨房文化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仅就中国设计师在设计房子时，对厨房在家中应安排在哪个位置，每百平方米应相应地配备多大的厨房，针对不同的消费人群厨房的格局是方是长，管道走向如何，厨房朝向、进光量等都缺乏足够的研究，更不用说良好的实践了。这种低水准的设计使消费者在现有的厨房中很难形成更高水准的厨房生活。
例如管道的走向安排不合理；还有就是将厨房开间设计成一字形，以至于橱柜只能是一字形，而过长的一字会加重下厨者的疲劳程度；又例如暗厨的设计使油烟的排放、下厨者只能在封闭的空间里操作等问题都不能得到良好的解决；还例如厨房与卫生间门对门的户型，不仅是污浊空气互相污染，而且永远地杜绝了在夏天打开门形成穿堂风的最自然最健康的通风方式。
中产阶层在这个阶段尚未对上述问题有深入探究，但随着人们对健康的重视，中产阶层在认识厨房的时候会很快意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一旦他们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他们不需要以不健康的厨房为代价去做某种妥协，那些厨房设计病态的房子就会成为中产家们放弃的对象。
卫浴间，为什么投入如此之多？
亲近木色可以使人获得某种温暖。高悬的电视更易让人在此间流连忘返，这是很多中产梦想的卫浴间生活。
卫浴间是当代中产阶层最乐于在装修时投入的一个空间。时下的一个卫浴间每平方米的装修费已比五年前上涨了三倍多。为什么会如此重视？细究原因大抵有如下几种：
首先是时尚的引导。早先的公房卫浴间因面积不大而流于简陋，但现在的商品房中，无论多小的卫生间都会被精心装修一番。从电影、电视、杂志上看到国外设计装修精致的卫生间成为了中产们的样板。“改变卫生间就是改变生活质量”是时下时尚人士的共识。
在中国的家居传统里，洗浴和如厕是两个空间。无论多么显贵的人家，如厕的空间也不会是家中最豪华的，但洗浴的地方却可能非常舒适。现在西方文明受到了中国人的推崇，西方人将淋浴和如厕合并在一个空间里，我们的房屋设计也选择了这种方式。西方人认为最能体现一个家庭精致生活的两个地方是卫浴间和厨房，于是中国的中产阶层也作如是处理。
其次是享受的需要。一个水龙头出水是柔和还是生硬，一个淋浴板有多少按摩出水的方式，一个浴缸能使水温保持多久……对种种细节的考察反映出中产阶层对自身的生活品质不断提出种种标准。每一次标准的升级或细化都成了中产阶层向更文明的方向进步的证明——“你对生活提出多少要求，说明你对生活就有多少认识”，这是一个中产的总结性发言。
再次是自我满足的一种方式。当代中产阶层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和物质压力都是巨大的。一方面因为他们没有祖荫可以继承，他们真正是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才有今天的地位，他们要保住，还要再发展，最好再上升；另一方面，中国的高速发展使中产阶层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未来的十年沦为贫困，因为变数太多，一个属于中产阶层的终点显得遥不可及，他们连允许自己暂停的勇气都没有。一路狂奔的结果是身心俱疲，中产阶层总想有一个角落能让自己放松下来，充分享受一下自己奋斗多年的成果，卫浴间成了这样一个假设下的空间。在这里中产阶层可以真实地体会到：自己多年辛苦所得使自己终于拥有了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刘索拉以其中西合璧、打古通今的风格赢得了一片好评，并获得了《时尚家居》2003年“最受欢迎名人家居奖”。
卫浴间里有很多战斗样的场面，比如两个高级白领家的卫浴间常常有两个洗手盆，甚至有两个淋浴空间，以满足早晨上班前的洗漱需要；卫生间里也有许多旖旎的场景，男欢女爱的故事很多是发生在卫浴间里的，配合这种剧情的上演，洗浴方式也是五花八门的。鲜花、蜡烛等都成了卫浴间必不可少的配角。
迄今为止，卫浴间的墙、地面装修主材还是瓷砖。这和瓷砖防水、易打扫的特性有很大的关系，中产阶层的个性差异更多地体现在对瓷砖图案、色彩的选择上。
绝大多数家庭的卫浴间墙砖会选择同一个花色系列，只有极少数家庭会打破这种设计规则。地面砖的材质相对墙砖要丰富许多，一些仿青砖、石板的地砖这两年正流行，一些新的材料例如防水的竹木地板已经在一些中产之家中出现，当然还未普及。
《时尚家居》杂志介绍过一些前卫艺术家设计的素水泥卫浴间，这个创意最后被温和的中产阶层们用在了公寓阳台的装修上，或乡下第二居所中除卫生间以外的其他空间里，惟独没有用在卫浴间上。想必素水泥的冷硬对人的心理构成的冲击和挑战非一般的中产阶层能接受。
中产阶层的卫浴间里最有看头的是各种他们自行设计的设施，最常见的是青花瓷盆改造的洗手盆。你去到每一个有这种洗手盆的人家，如果是刚装修完，主人都会乐此不疲地向你讲述请工人钻孔时多么惊心动魄。这类青花瓷盆早年来自各旧货市场，现在很多家装市场都有钻好了孔的卖。
中产们的作品还会是一些墙饰或地饰。比如我的一个朋友在卫浴间的墙上粘了若干她从海边拣到的海星、贝壳。有的人会把家人的头像，或孩子的一幅画烧成几块砖贴在墙上。
这些设计常常是中产之家的主人津津乐道的所在，但有一个细节却是很多中产之家里至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那就是浴帘。
卫浴间里要么挂一幅白色的，要么就挂一幅图案和色彩都令人莫名其妙的浴帘。一来市场上的浴帘大同小异，没什么高设计含量；二来中产阶层似乎也不便在领客人参观时将浴帘拉来拉去，供人欣赏。但这个细节的粗糙说明中产之家的全面精致尚需进一步努力。
主卫、客卫的差别不单纯是空间大小成全的，这种设计的房子上市深获好评和我们这个社会发生的很多事情有关。
首先，我们这个社会有了明确的隐私概念。主人在卫生间里会做些什么——看什么杂志，用什么护肤品是不愿意被客人了解得一清二楚的。
其次，卫生安全已成了我们自我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个流行着若干不可告人的传染病的社会里，与他人共同用一套洁具是有很大风险的。
再次，“主卫与主卧的关系”和“客卫与客卧的关系”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空间关系。前者是共生关系，似乎有主卧就必须有主卫，二者是相互依存，也同样不为外人分享，是完全独立于其他空间的一套组群；而后者则是临时拼凑的关系，因为客卧属于每一个临时借住的客人，而客卫也不过是这些来来往往的人暂时使用的一个地方，不需要满足谁的特性或爱好，它是一个相对于家庭成员以外的人的公共空间。如果家中有同住的孩子或老人，那么这个家庭常常会安排让外来的客人使用老人或孩子的那个卫生间，主人夫妇的卫生间是不会出让的。
早先，中产们选择一套房子，在是不是明卫这件事上不是很执著。但经历了2003年的SARS之后，中产阶层们似乎对明厨明卫有了非常强烈的需求。
这种改变的一个强有力的原因是不放弃提升自己生活质量的努力。
中产阶层们改善卫浴间品质的诸多努力还远未停止，除却基本建材的风格，色彩甚至材质还有多样化的市场前景。装饰品还只是处在起步阶段，例如毛巾、浴巾的品质，各种浴盐瓶、浴室烛台的设计都在未来中产阶层们乐于搜罗的范畴之内。因为卫浴间对当代中国中产阶层们而言，是他们时尚化、现代化、善待自我等多重生活目的最集中实现的地方。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那些卫浴间设计不合理的房子(无论是朝向不好，还是在房中所处位置不合理)，会成为中产阶层放弃该住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明卫会是未来一个普遍的潮流，而能容得下两人同时共用卫浴间的格局和面积几乎是未来卫浴间不可或缺的一个健康指标。
升级，让卫生间升级比让整个住宅升级要容易，所以中产之家中每平方米装修费用最高的空间不在厨房，而在卫生间。电动牙刷、最先进的剃须刀之类的奢侈品是谁在用？如果你以为是富豪们在用那就错了，中国这代富豪可以拿干邑当白酒干了，但在电动牙刷之类的细节上是不愿意花“太多”的钱的，因为那没什么成就感，只有中产阶层会从每一个细节的微妙差异中找到升级的快乐！
儿童间成全的首先是父母
一个有孩子的家的客厅。孩子在大人的视线内玩耍是独生子女家庭普遍的模式。
2003年6月20日，只要时钟敲响12下，全世界各城市的书店前都挤满了小家伙，等着抢购J.K.罗琳女士第五部《哈利·波特》，1000万本书及与哈利·波特有关的玩具、游戏、DVD以及其他商品同时投入市场。哈利·波特狂热症已席卷全球，各国的孩子们对这个戴着圆眼镜、额头上有块闪电形的疤、无父无母的小男孩着迷得不得了，而且没有国籍、民族、种族的限制，哈利·波特像骑着光轮2000的扫帚在全世界的天空飞翔。
孩子们为什么对哈利·波特如此感兴趣？因为这个孩子不用受父母约束？能逃开姨父姨母的迫害？有各种法力？可以实现很多愿望？可以有机会探险？
既然全世界的孩子们都选择了哈利·波特，显然这一代孩子形成的价值观、审美观都带有全球化的意味。
而事实上，哈利·波特最先赢得的不是中国的儿童，而是这些儿童的父母。当哈利·波特作为今日全球流行的儿童读物被中国的中产阶层接受了以后，他们不仅自己要努力与国际接轨，还要让他们的孩子也与全球同步，所以他们的孩子也要和英国、美国、德国的孩子同时阅读到哈利·波特。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哈利·波特和格林童话的故事价值是难分高下的，但这两个故事的社会学价值是有很大差异的。哈利·波特象征着全球化的今天全球正在统一的审美标准及生活态度，而格林童话的内在核心还是古典主义的逻辑和价值标准。
所以今日中国中产阶层置业时不仅自己要取欧美标准，他们也将这套标准灌输给下一代。儿童间的各种装修材料、家具和饰品很少使用中式元素。这些父母为孩子建立起的生活环境尽量向欧美人家靠拢，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孩子自是“与国际接轨”了。
自1978年独生子女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后，很多家庭就进入了421的状态，即四位祖父母，一对夫妻及一个子女。这种亲子关系在置业时就呈现了这个时代独有的风景。
首先，中间的“2”，即一对夫妻在解决自己一家三口的居住问题的同时还要为他们各自的父母置业，因为对中产之家而言，他们各自的父母，即“4”，大都不甚富裕，他们的经济实力最多只能将过去的福利分房买下。如果当年没有分到房，那么即使倾其一生积蓄也不可能买得起房子。所以这一代中产们的经济负担是很沉重的，这种沉重随着中产阶层进入房地产消费市场而进一步加重。
当中产们为自己解决了基本的居住问题后，他们的父母渐渐步入了需要子女在身边照顾的年纪。无论我们这个社会风尚如何想向西方看齐，对父母的赡养依然还被较完整地保留在我们的文化体系里，所以当这一代中产的父母老到需要与子女共住才能避免生病受伤无人照顾，作为子女的则在二次购房时自然将安置父母列入了议事日程。
有的人选择在与自己居住地毗邻的社区为父母购房，或选在同一社区不同栋楼，还有的选择了同一栋楼不同单元，也有选择在同一单元居住。这种种选择主要受个人财力、家庭关系和下一代年龄大小等因素干扰。
有一对在外企都做到高层管理的夫妇第一次买房时，主要考虑如何安置自己、子女和保姆，但随着双方父母进入高龄，夫妇俩再次置业时便想到要在新家里为父母再留出一个房间，而且考虑到父母年事已高，女儿尚年幼，上下楼梯很危险，他们放弃了自己一直向往的复式公寓和TOWNHOUSE，买了一套平层公寓。
另有一位离异的外企高管在买房时特意挑选了两个毗邻的单元房，但这两个单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群，同一个大门出入，进了大门后才分进各自的房门。他选这样的格局是为了既方便照顾父母，又能不互相打扰。“况且我现在还没再结婚，不知道未来的妻子能不能和父母相处好，所以现在买房要有长远眼光，防患于未然，以免到时出现矛盾又要换房。”
在为父母购房的过程中，主要的决策者还是这一代中产夫妇，因为上一代能住进公寓也罢，TOWNHOUSE也罢，都比他们原来的居住环境有非常大的改善，所以他们容易知足。再加上为父母者总是不忍提更多要求而加重子女的负担，所以中产们对满足父母还是较有把握的。
但这些中产在为下一代置业时，情况可就不同了。
独生子女政策作为一种强制实行的国策使当代中国人意识到三口之家的家庭结构成了几乎不可修改的事实，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子女是家庭的“香火”，他们的价值大小是随着每一代人口的多少而变化的，所以独生子女在这种价值体系里便显得弥足珍贵，于是这一代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在这些独生子女的成长过程中，由于其父母一代并不适应这种家庭模式——所谓不适应是因为他们大都是在多子女家庭中长大的，独生子女家庭的特征对这一代父母而言是陌生的，于是不同的价值被他们或放大或缩小，这一代为人父母者一直处在对亲子关系的探索中。而且这一代为人父母者的困惑在于，他们在多子女家庭中建立起的关于亲子关系的知识和经验可以解决与他们的兄弟姐妹如何对待其父母的诸种问题，但这些知识和经验很难作为行之有效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他们惟一的儿女，他们需要创造一套新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模式来应对下一代的教育问题。
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是，当他们为自己的父母买房时，可以是兄弟姐妹共同协商，分担费用，划分产权。但当他们面对自己的子女时，他们不能确定自己的子女是否一定担负得起赡养他们的责任，而如果这一代子女负担不起，他们除了依靠自己便再没有其他指望。
这种不安定感使这一代中产在购房时心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希望趁自己年富力强时为自己的将来做更多准备，以免到老了时指望不上下一代；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能为子女多留些资本，因为如果这个孩子不能从他们这里获得帮助，也无人可以指望。
这一代父母复杂的心情再加上老一辈对孙子辈独苗的宠爱使得独生子女们在其家庭消费决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父母们买房时虽不会由子女们拿主意，但孩子的建议和否决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尤其那些12岁以上的孩子的态度会对父母的最终决定产生影响；更有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中产会为已近成年的子女单独购买一套产权房，以为孩子预置一份“产业”。
在如今的公众舆论中，儿童似乎是当代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独生子女家庭最为关注的对象。尤其是在子女的教育上，父母似乎乐于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有的甚至还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但以我的观察，真正知道如何关心儿童成长的家庭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多，这一点我们从儿童间的设计便可得知。
富裕阶层家中为子女留的卧室、卫浴间及游乐室总是功能完善，尺度甚至比一个普通市民全家的居住面积还大。如此大的空间与儿童的身体尺寸所形成的比例关系使他界定的人与人、人与环境的距离和低于他阶层所属的孩子是不一样的。从一些研究和实际案例中我们了解到，出生在大房子里的人，在其成年之后对于周围世界的认识倾向两个极端：一个是他们只习惯于与和自己同一阶层、经历相似的人打交道，对于他们陌生的世界深感恐惧；另一个极端是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百般努力地摆脱这个阶层加之他的种种约束。
今日中国这一代富裕阶层并没有成为富人的经验，更没有培养富人甚至贵族的经验，所以当他们为自己的儿女安排居住空间时，只是出于自己的想像与标准，提供他们认为的最优越的条件给自己的子女，至于不同尺度、不同形式的空间会给孩子带来什么他们不是很清楚。
这种模糊也同样存在于中产阶层家庭里。
中产阶层基于自己的阶层地位使其对儿童间的认识和富裕阶层有一点不同。如果富裕阶层家庭的儿童间是富裕阶层彰显实力的内容之一的话，中产阶层家庭的儿童间则从来不被列为中产们炫耀的资本。
儿童间之于父母的意义和其之于儿童的意义仍然存在着明显的错位。
很多中产的家中，儿童间的位置并不是以孩子的需求为主导的，而是以父母的生活方式来设定的，常常是父母需要孩子在自己的生活中处于什么地位，儿童间便被安排在什么位置。有一对夫妇在分配其二层的TOWNHOUSE时，竟将楼下没有窗户的房间派用做儿童间，因为楼上是他们夫妇的生活空间，他们不希望孩子打扰他们的清净。而另有一对夫妇将儿子的房间安排在二楼的一角，孩子进出自己的房间则需先穿过父母的房间，孩子的行动总是处在父母的视野内。
这虽然是一些极端的例子，但这些案例的发生并不是个别人的思维发生偏差，因为如果在如何安排好儿童间这个问题上，全社会有足够多的常识，或将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生命体来认识，有些问题是不会发生的,但显然，这一代中产的父母在子女问题上还承袭了中国传统的观念，将孩子视为自己及家庭的一部分。现在儿童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已和二十年前有很大的不同，中产阶层的子女背负着未来实现阶层上升或起码保持的“重任”，其父母如今也在为阶层的保留及上升奋斗，这种家庭状况使为人父母者对子女很难保持平和的心态，或占有控制或溺爱放纵都使儿童间在中产之家的位置并不是基于双方平等的生活需求而设定。
中产之家的儿童间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装饰风格。在房屋购买后，涉及装修等问题时，如果子女已经是12岁以上的年纪，父母也多会听取子女的意见。
由于父子双方对如何处理亲子关系在住宅中的存在方式上都不具备足够的经验，在对房间位置的安排、空间及家具的设计、饰品的选配上都存在着较多的分歧，也引发了若干种矛盾。
家其实是孩子第一个爱与美的教育课堂，儿童在其成长过程中，会对自己的居住空间充满好奇，并不断探寻。儿童间对于儿童不是一个简单的居住地，更是他认识的第一个世界，但我们不难看到，在做装修预算和室内设计时，分配在儿童间的预算总是很少，设计创意也没有太高的艺术含量，和其他房间相比，儿童间总是乏善可陈。
中产阶层是时尚最忠实的跟随者，所以在其居住空间中会经常看到各种新鲜的时尚元素，但与时尚无关的空间常常是儿童间。
上述两个问题最终引发的是设计什么尺度的空间以及做什么秩序的安排对于儿童的成长及需求最为妥当。
这一代中产夫妻大多将自己的孩子过早地托付给了父母或社会，例如，母亲休完产假后便将孩子送到父母家交由父母养育，或在孩子三岁以后就将其送入全托幼儿园，上学后又送入全日制学校。求生存求发展的压力使他们希望迅速从养育下一代的责任中解脱出来。
这实在是与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相去甚远的，但这一切的发生是必然的。当他们小的时候，他们的居住需求是得不到满足的，异性兄妹姐弟甚至父母与子女间拉个布帘同居一室的居住状况，使每个人都不能发展释放自己的居住愿望，他们过早地要学习在同一个空间内应该如何融合不同代际人的生活需要，这也让他觉得孩子向大人妥协是理所应当的。如今他们终于有机会满足自己了，自然是先让自己尽兴。和富裕阶层有“剩余空间”去满足下一代不同的是，中产们的购买力使他们常常觉得满足自己尚且不够，何况是满足下一代。
于是在家中，父母不仅挤占了孩子的物质空间，更挤占了孩子的精神空间。他们对构建的这个家究竟在孩子一生的成长中该扮演什么角色是缺乏清晰而完整的认识的。当他们将个人的各种性情在家中的诸多细节上有所表达的时候，这些会对孩子产生什么影响，他们是很少考虑的。
中产们对自己的子女总是寄予殷切的希望，但为了这个理想的实现所花费的心血却不一定是到位的。
中产之家儿童间存在的种种缺陷，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中产之家子女教育的某种缺陷。
但这并不是一个被普遍觉察的问题。这里面中产阶层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子女对父母的个人生活、发展、人生理想有什么意义；如果子女是拖累、妨碍、打扰，儿童的行为发生地便要远离父母的主要生活空间，减少交叉；如果正相反，父母便需要时时与儿童的生活交互。在这两个极端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对亲子双方的意义都非比寻常。合理的儿童间面积，各种配置位置尺寸合适、使用安全的家具对儿童认识世界和确立良好的行为方式都是一个正确的引导。不同设施的合理摆放则有助于儿童建立正确的生活方式。例如，很多家长发现一些儿童并没有把换下的衣服整理好悬挂或存放的习惯，其实除了父母的训练，为孩子准备好高度合适、样式可爱的衣帽架或衣柜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许多家长为孩子选购的衣柜是不方便儿童取放衣物的。
中产之家要书房做什么
别致的搁板建构的书架使整个墙面富于变化，而主人心爱的乐器则解释了这个角落的用场。
尽管中产们每日在商界一线打拼，消耗着大量的体能和心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抽出很多时间去阅读书籍以“充电”。恰恰相反，很多中产回到家只想再也不用动脑地放松，于是杂志替代了书，电视替代了电影，占据了中产们的“阅读时间”。
中产们已欣然接受一个“读图时代”的来临，这个图包括影像与图片，反正字是越来越少读了，那么中产之家要书房做什么？
一个最普遍的理由是：也许有一天我会看那些书。
很多中产给自己的书架里塞上各种书，那些书是他们认为他们应该读的，这一代中产们深知自己急需文化补课。
忙碌的生活使他们无暇读书，但巨大的发展压力也使他们觉得惟有进补足够的知识才能承受得了社会对他们的压迫。
把一本本书摆进书架，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心理支撑，那一排书架如同一副拐杖，支持着中产们的自信以及未来的希望。事实上，现在市场上很多内容艰涩的书或专业性很强的书，只要冠以经典之类的字眼就会受到中产们不同程度的追捧。
书房存在的第二个理由是：对别人有个交待。
谁能相信一个家里没有书的人是个可堪重任的人呢？你的那点老本用完了也就没什么了。所以你如果还想晋升，便要给自己塑造一个爱学习的形象。
此外，书架上还应放置足够多的CD和DVD，因为很多社会交往就是从这些碟片开始并深入下去的。
第三个理由则是：为孩子。
这一代中产阶层对下一代的殷切期望便是希望他们能在未来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下一代的培养是中产阶层的生活重心之一。大多数中产其实并没有太多时间关照到孩子的日常学习，他们常常要想一些边缘手段来督促孩子上进，例如做一个书房，营造一种学习氛围，尽管事实上书房的教化作用是远远比不上父母的言传身教的。
基于这些理由，当代中产阶层的书房便有了一道道饶有趣味的风景。
首先，书房在住宅的哪个位置。
在那些既非搞研究也非以写作为生的中产之家里，大抵是派不上其他用场的那一间房被留作书房。
其次，书房除了读书写字还用来做什么？
这个本来应是不亚于卧室和卫生间的私密空间——因为主人的阅读兴趣、品位、知识结构、近日关注的问题、正在思考并留有心得的话题都可以在书房中找到踪迹——现在却不具有严肃的面孔，书房常常扮演着近似于影音室、电脑游戏室、客房等多重角色。功能的混杂与模糊使书房难以确立其价值，也使纯粹意义上的书房生活难以成为中产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书房生活是相当一部分中产之家交流的重要内容。
再次，中产之家会选用什么书架。
书架的功能设计、材质、色彩、风格、尺寸都是以是否能成全家居风格而不是以能否摆放图书为标准的。
这就使市场上许多徒有其名完全不合用的书架居然也有很好的销售业绩。
至于那些设计时尚、材料昂贵、功能多元的陈列柜更是比纯粹的书架更受欢迎。
最后，当然是摆什么在书架上。
中产之家的书架大体有几种陈列。
一类是个人收藏和图书杂志错落有致地摆放在书架不同的格子里。此时，书和从世界各地买回的相框、画盘一样是装饰品，所以书的装帧形式及印刷品质比书的内容更重要，它必须能配得上书架及其他陈列品的档次。这种需求导致了市场上一些高档精装书的热销。这类图书多以四书五经、《三希堂法帖》、《中国传世名画》之类为主，线装形式的书因为显得格外有书卷气而备受中产们喜爱。一些时尚类杂志、带有某种知识性的专业杂志也在中产们的书架上占有一席之地。
另一类是流行读物荟萃。由于中产阶层读书时间有限，为了适应时代潮流，便于与人交往，一些时下的畅销书会成为一个中产的首选读物，所以在一个当今典型的中产之家的书架上你不难发现以下一些书：
《一只狗的生活意见》
《文化苦旅》
《无知者无畏》
《男人这东西》
《挪威的森林》
《情人》
《格调》
《基业长青》
《从优秀到卓越》
《杰克·韦尔奇传》
……
这些阅读物的结构是中产阶层追赶时尚的一种努力。
从中产们的书架上多可看出他们的行业和专业，比专业书籍更重要的是所有时尚潮流中的畅销书。中产们对畅销书的热中是因为他们必须能对正在流行的话题有所了解，并能发表自己的看法，否则便会让周围的人觉得他们落伍了。
中产们的书房里还会存放相当数量的碟片。各种曾经流行和正在流行的VCD盘和DVD盘，外加或多或少的CD盘占据了书架上绝大部分的格子。他们借着这些光盘进行社会交往和个人视野以及品位的改善。当然自娱自乐是主要的。
有的中产之家光盘的数量比图书的数量还多，这类中产正有增长的趋势。这一类中产其实是可爱而诚实的，他们不掩饰自己对于文字读物的抵触或无奈承受。一些热播的电视剧光盘正为中产们积极购买，他们或因无法追踪电视台的播放时段，又或者没有足够的耐心天天等在电视机前，而买一套趁着周末或用几个晚上一口气看完，能够快进地看完一套热播电视剧很合乎这一代中产的特性——一切都要快，要有速度。
美国热播的几部反映白领生活的电视剧《欲望城市》、《六人行》相继出现在中产们的书架上，能和美国白领同步讨论热播电视剧中的人物及故事让这一代中产很是满足，对欧美时尚话题的掌握速度是中产们确认自己全球化程度的依据之一。
一些很偏门的、甚至艰涩的西方电影或发展中国家拍的电影成为收藏光盘的中产们标榜自己品位的一个自选动作，不过确实很奏效。当来宾们翻拣主人的光盘时，发现有这些“另类”电影，主人头上的光环确实耀眼了一些。
最后一类的书架风景是彻底的“自由主义”。主人常常未经任何设计，便把一些无法存放进其他空间的零碎塞满书架，于是你会看到培训讲义和某次考试的复习提纲，以及正在攻读的某些专业书籍挤在同一个书架中。在这种人家里，最有意思的风景是，精装本四书五经旁边很可能就摆着一本时尚类杂志。
这也是当代中产之家真实的生活写照。
人们之所以改变书房的原始功能，实在是因为书和知识在今天不仅是属于精神层面的，它们同时也是工具层面的，既然是工具，有什么必要用自己的血汗钱去打造一个优质的工具房呢？
至于高雅的书房生活——那种晒着太阳与一个精神贵族在纸页上相逢的生活在今天的中产们看来实在既奢侈又矫情。
中产们改造书房的过程和他们现代化的过程是同步的。现代化程度越高的中产之家，书房的地位越低，书房之所以为书房的功能也越模糊。
这种现象的产生我们且不必将之做好坏的定义，单就书房在这一代中产之家中发生的改变，我们不能不怀疑，新一代书香门第能出自这些中产之家吗？
中产居所尚欠缺礼仪系统
一个二人家庭的餐厅，两个人的共同活动可能在此发生。
中国现在是一个失范的社会，无论人们在公众场所如何努力地去建立一套新的礼仪规范，但在此方面的捉襟见肘实在是屡见不鲜。即使对彬彬有礼格外重视的中产阶层成员也不例外，这一点从他们对自身居所的处理上即可见一斑。
目前的中产之家中是不包含礼仪空间的。有人虽然将玄关处理得带有礼仪空间的某种色彩，但有这种意识的人还是少数。大多数中产阶层在安排功能空间时，为礼仪安排一个空间几乎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而不同的空间该有什么样的行止礼仪也不是他们摆放家具、安装各种配置及选用各种饰品的依据。
中产阶层没有意识到“礼”是如何渗透进家居的，所以在其家居的安排中，就会露出礼仪上的破绽。
首先是各个功能空间在家中的分布。
富裕阶层因房屋面积足够大，房间足够多，在划分公共区和私密区时，比较容易到位，中产阶层碍于面积、房间数的限制，在划分公私区域时，因为对“礼”的不敏感，难免出现“硬伤”。例如有些家庭安排的功能空间使主人从卧室到卫浴间或到书房都会落入客厅里的人的视线，但很多中产都没意识到这种空间安排对主客双方都不尊重。
其次是家具的使用方式。
中国人原来一直用的是八仙桌，四四方方，面向门的座位为上首，其左右为次座，背向门的为末座。八仙桌是俗称，但这称谓本身便反映了某种心理，你可以理解为围坐的几个人如同八仙聚首，也可以理解为一桌人能有幸坐在一起吃饭，尤其是亲人友人，神仙般的生活也就如此了。
清末受西洋文化的影响，民间开始出现长方桌。长方桌起初只在一些洋买办和海归家中盛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尤其是破四旧、立四新后，长方桌的就餐方式就从中国的家庭中消失了。
但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长方桌再次流行于中产之家和富裕阶层家中。但西式长方桌的初始意义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欧洲，长方桌如同中国的八仙桌一样是等级秩序和礼仪的一个符号化物品。面向餐厅大门的一侧正中通常坐男主人和主宾，主人在左，主宾在右，依身份高低，依次向左右两边排列，对面正中则为女主人和次宾。
如果是一个对西方餐桌礼仪略有所知，又对宾主位次有所判断的人，他该如何就坐呢？
随着中国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中外人士间的交往对中产阶层以上的人士来说并不少见，使用西式家具是执西式礼还是中式礼，还是什么礼都不执，常常成了现代社交中的一个模糊地带。
我曾参加过一些小型的家庭聚会，大多数人在长桌两侧落座是不讲主次的，因为这已经不再是一个讲等级秩序而是日渐追求平等的社会。但也有那么一些时候，同一张桌子被用来划分关系亲疏和地位高下。同一张桌子因不同的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没有一套固定的礼仪贯穿其中。
既然在“礼”上的修为不够，中产们对于优雅是如何实现的自然也不甚了了。例如大多数中产在购买餐桌时，对其高度和宽度能否成全人优雅地夹菜、布菜是缺少判断力的。
至于餐桌的布置，由于没有足够的文化背景作为风格的依托，餐桌形象的塑造也只能通过阅读杂志或去外籍人士家中参加晚宴获得关于餐桌布置的基本理念和技巧。
餐桌礼仪是礼数的一部分，不论中西，在一个守礼的社会，餐桌礼仪都是必不可少的文化修养。一个最日常发生的行为所遵循的礼仪规范，修炼的远不只是行为，更包括待人的态度和认识社会秩序的价值标准。
一张餐桌可能仅仅是造就一个就餐环境，但就餐的方式却决定了一个人的风范。
当代中产之家将长方桌作为自家餐桌的选择本无所谓对错，事实上对进餐礼仪的文化传统的忽视不是仅仅针对中国的，只是略去文化层面去做判断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如果扩散到整个家居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层面，却是需要反思的。
中产们并不是只有面对餐桌时才有这样的尴尬，当传统礼数淡出我们的生活空间时，人们守不守礼完全看是否需要和是否舒服。
这里面有一定的经济原因，但不是主要的。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不推崇“礼”是一个核心原因。
这一代中产多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在其青少年时期是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粉碎一切传统礼教的年代，所以他们无从学习，但因新的社会礼法规范尚未建立，他们没有系统地接受过和“礼”有关的教育。阶级的消失使贵族彻底退出了社会生活的舞台，整个社会的生活典范因此品位降低。这一代中产阶层在过去二十年的奋斗历程中积累的主要是财富和见识，而这财富主要指物质财富，这见识也主要局限在江湖见识上，至于文化中的“礼”还没有成为这一代中产的生活支架。所以当今天的富裕阶层拼命想把自己打扮成贵族的时候，发现无论用多少财富都堆砌不出对高品位生活的鉴赏能力和实践能力，中产阶层努力想成为新一代“士大夫”，却因没有足够的文化底蕴，使散淡流于散乱或苍白，使风流流于情色或低俗，使豪放流于粗野或简陋。
这种文化积累上的不足，即使对十分好学并乐于改变的中产阶层而言，也是难以轻易跨越的障碍。
中产之家在确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家居风格时，对整合不同地域的元素常常有心无力，对各种潮流的追逐流于不追根究底的形式照抄，这就使最有理由成为这个社会家居风格的开创者和建设者的中产阶层迟迟没能扮演起这个角色。
在工业化时代以前的西方，文化精神大多由贵族去继承和发扬，中国则一直由文人来扮演文化薪火相传代代弘扬的角色。但西方工业化时代以后，大量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参与到新文化的建设中，使得代表中产阶级思想和利益的各种文化主张大行其道，无论是波普艺术的流行还是新经济的兴盛，都折射出它所发生的那个年代的文化精神——一种努力冲破阶层壁垒使信息公开化、平民化的理念贯穿整个20世纪的西方世界，于是西方便衍生出了一系列的新礼数。而中国目前尚没有成体系的新文化诞生，关于生活的思考仍然有待成形，餐桌及其使用方式的变化清晰地反映出这种茫然。问题是，这一代的茫然已经直接影响到对下一代的教育。
进餐的方式是每一个孩子学习社会交往的重要一课，一个不确定这类礼仪的家庭将无法提供给孩子未来走向社会后完整的言行依据。
但也有人听到我这个观点后质疑：如果全社会都不讲礼，我的孩子有必要守礼吗？即使想守，能守得住吗？
这恐怕是困扰整整一代中产阶层的命题。
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概括的是儿童教育的普遍规律，三岁以前的教育对孩子成人后的性情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七岁前的教育基本上就奠定了一个人未来的处世方式。
一个没有守礼意识、也没有守过礼的孩子长大了，如果想确定行为的边界将不得不在实践中交出高昂的学费。
富裕阶层指望把孩子送出国上学去解决这个问题，中产阶层中的中上阶层很多人也采取了这种方式，但中中阶层和中下阶层无力实施这种昂贵的教育，教育差异导致的未来的社会交往中行为准则及判断标准的分歧，恐怕不是一个可以忽略掉的问题。
当代中国中产之家所缺失的不是某一类新型建材或家具，而是打造一个家的文化理由和精神依据，因为它将波及这一代及下一代如何正确地对待和反应这个世界。
景观，中产居住菜单上的甜品
最早为居住景观支付成本的是富裕阶层。
因为在商品房市场出现中产阶层的身影时，富裕阶层便需要增加一个消费元素以便和中产阶层拉开距离。
最早的景观有两大类：一类是俯瞰中的城市，一类是绿地。前者主要通过占据公寓顶层获得，后者则通过搬进别墅实现。
北京做这类消费的人始于1994年、1995年，上海做此类消费的人则晚了三四年。在我的访问中，消费景观的富裕阶层们看重的是都市中的稀缺资源。
这一代富裕阶层要么买市区高档楼盘的顶层，以便看到万家灯火，要么在郊区圈一块地自己盖别墅。于是前者格外喜欢晚上在家宴请宾朋，后者则会在夏天的庭院里请一班客人烧烤。
往来的客人们也都识货，知道消费这种稀缺资源非常昂贵，这一次做客的经历确是不同凡响。
这些房主的优越感没有维持几年，就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消费景观。
景观作为一种商品被消费有它的必然性——在一个市场经济日渐成熟的国度里，任何一种能够兑换成钱的物品乃至概念都会被商人们开发，并推向尽可能大的市场。
景观被划分出等级后也分别作价销售。
有水的和没水的、自然景色的和人工设计的、元素简单的和复杂的……景观被用不同的指标做出区分，不同的人在盘算过自己的需求与要支付的代价后，选择了景观菜单上自己能接受的那一道。
中产阶层在选择住宅时，功能需求还是大于审美需求的。这一点和财力有着莫大的关系。但当中产阶层的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准时他们会乐于为审美支付一定的代价。景观对他们而言，只具有审美意义而没有多大实用价值。
中产阶层最早开始消费景观是从购买社区有喷水池和假山的公寓开始的。
高密度的城市公寓社区绿地的概念很多被偷换成停车场上种上了草的六边形土坑，如果一个社区里还能有一小方草坪或草坡，立上几块假山石，如果还能喷上几回水，这在1998年、1999年的北京和2000年的上海就是景观不错的社区了。
开发商会让足不出户就能轻易看到这些景观的业主多支付房款，通常这部分“景观”价值会占到房款的15%甚至更多，当然占多大百分比取决于景观的“优美”程度。
中产阶层以什么方式消费景观和富裕阶层有很大的不同。景观在富裕阶层那里不是可有可无的，他们乐于为之付出，多少只在景观品质的高与低，如果景观具有独家性，他们愿意支付高昂的代价。但中产阶层对景观则没有那么执著，忙碌的工作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们对享受生活始终在向往和付诸行动间徘徊。惟一性的景观会成为他们的谈资，但并不一定促使他们消费。
我的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一个设计拙劣的景观会赢得中产阶层的青睐。中产阶层相较于富裕阶层一向以有品位而自恃，所以他们在买房时也会将景观作为评价社区综合品质的一个指标。一个好的景观可能不会使他们掏腰包，但一个拙劣的景观很可能使他们放弃这个楼盘。
中产阶层评估一个景观的好坏大体分以下几个要点：
1.绿地面积，也包括是否安全以便于宠物和孩子在上面玩耍。
2.花园中道路的设计。这包括道路曲线的优美程度，方便行走的程度，是否使用新颖而又优美的材料。
3.花园中的配套设施是否完善。例如有无方便坐下的椅凳之类的坐具，照明是否舒适且赏心悦目，有无水景类的设计。
4.有无一些有趣味的花园小品。
5.花园中植物的种类是否丰富且为人喜“闻”乐见。
对上述几点的偏好和有无成家、有无宠物、有无子女、在家时间长短都有关系。那些在家时间相对较长的住宅消费决策者会将优质的景观看得比较重，也乐于为景观支付较多的代价，而那些忙碌的兼之又是单身的则对于这些景观的好与坏较为淡漠，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可能一人独自踯躅在花园里。你和他谈景观多好对于他来讲，还不如和他谈谈小区的上网速度有多快。
景观对中产阶层的实用价值在今天还是被开发了出来——
一是地标作用。
二是用于炫耀的社交价值。
因为中产阶层对景观价值的评估标准越来越细，开发商也只好不断挖掘景观的新价值。
当市场竞争到一定程度时，产品品质的趋同性日益凸显，不同社区的景观在一些基本元素上都趋向一致，在草坪和假山石上拉不开距离，开发商则必须有能力提供更加新鲜的设施或小品方能胜出，否则花园就像电梯、大堂一样是理所应当的配套设施。
京城中产阶层们对景观的第二轮消费始于2000年的TOWNHOUSE热潮。在这一轮热潮中，中产阶层们通过对城市中心的放弃，换取了更多的居住面积和更大面积的花园。
这些中产为景观支付的成本是无形的——以不居住在市中心为代价，但在中产们的评估体系里，没有直接支付金钱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种消费方式也使他们对已支付的无形成本没太多的失落。
随着近几年景观设计水平的提高，中产阶层对设计中的若干细节渐渐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审美标准。
那些在过去被广泛种植的大丽花、凤仙花、串红等被当代中产阶层视为俗丽，因为这些花代表着不时尚的年代。
年轻人群聚居的社区对前卫艺术品有着强烈的激赏，但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聚居的社区里，摆放前卫艺术家的作品仍然备受争议。即使是在SOHO现代城这样标榜前卫的社区里，艾未未的水泥柱“砼”竖立之初也遭到了许多人的强烈反对。张宝全在今典花园里摆放前卫艺术作品的尝试也仅持续了一天。比较成功地作为卖点的当属SOHO现代城5号楼空中庭院里摆放当代中国前卫艺术家的装置艺术作品和上海新联洋斥资1600万买下罗丹的《思想者》，前者令居住者获得了一个先锋派的时髦形象，后者则使业主们觉得与世界级艺术作品为邻足以证明自己有品位。这给消费者带来的增值是他们乐于接受的，尽管这事不一定和艺术有关。
树阴曾一度在社区花园里消失，那些曾在林阴路上骑过自行车的一代人在搬入现代化社区后居然对树阴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当然这种状况现在有所改变，所以自然就有开发商适时推出了像“万万树”这样的项目。
长椅在中国当代社区花园中备受推崇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现今房地产市场上的主力消费人群都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有过公园中的长椅情结，那时逛公园如果能找到一张空长椅坐一会儿，才叫逛过公园了。这个情结被保留到今天，他们对长椅的造型和长椅上的故事不断生发出更为旖旎的期待。
水是中产阶层心中的景观痛点，理性的中产们知道购买水景住宅是非常昂贵的，但水所象征的浪漫与其暗示的富贵是中产阶层乐于憧憬的，所以能在成本与理想间有所折中的方案是最能打动中产消费者的。
景观对当代中产阶层而言是住宅消费套餐中的甜品，没有，菜没上全，做得不好，这顿“饭”收场就收得不那么愉快，但要让他们付主菜的钱是不可能的。
中产阶层需要什么样的第二居所
对自然氛围的追求是都市中产试图在自然与都市两种生活间寻找平衡的一种努力，单纯过其中任何一种生活，在今日中产来看，都是缺失的。
中国房地产协会会长杨慎先生说，中国目前约有6.6%的人拥有第二居所，但实际的比例可能会达到15%。
现在一说起中产阶层的第二居所很多人总是联想到城乡交接处的TOWNHOUSE，其实对当代中国中产们而言，第二居所这个概念的外延早已延伸到城市里另一套小型公寓或郊区的自建房，甚至旅游胜地的分时度假酒店公寓等多种住宅形式。
拥有私有住房是全世界中产起码的生活尺度，以此为参照在当今中国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人家，在因循中国人高储蓄习惯的理财方式，通常会将收入的30%左右存入银行，其余70%左右用于消费与投资。
10万元的70%是7万元，一个典型中产之家通常会将10%～15%用于各种投资，那么便剩下5.5万～6万元用于消费，月均消费5000元上下，扣除吃饭、穿衣、交通、社交等费用，能够用于房地产方面的消费在1500元左右，这是现今能够进入商品房消费(无论租、买)的最低起点，收入达不到这个水平，获得贷款和偿还贷款的能力都是会受到质疑的。
这里面选取的标准是家庭年收入，而不是个人年收入。
那么依据西方社会发展的规律我们可以看到，当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人们便开始第二次置业，人均8000美元以上，便会有两套以上的住宅。如果用家庭收入来描述消费力的话，数字会相对低一些。
中国的中产之家如果家庭可支配收入能达到6万元左右，即8000美元，显然已经具备了购买两套以上住宅的实力。
那么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第二居所呢？
当一个中产之家决定买第二居所的时候，通常出于以下动机：
想有一个住得更宽敞的地方。出于这种动机的中产们大抵会选择离市中心较远的住宅，因为房价会相对便宜许多，那么平时为上班为加班勉强挤在市区内的小房子里，他们也就忍了，但到周末，或在某些时候，他们想舒展一下自己的生活时，一个大空间就显得格外重要。
所有在城区里无从实现的梦想都要在郊区住宅中得以补偿，面积、景观、独门最好独院、装修都是他们要实现的。
这种性质的第二居所，面积至少要在180平方米以上，而价格却以4000元/平方米～6000元/平方米为佳，否则城里城外两套房子供起来，中产们的生活水平怕是要明显下降了，这却是中产们不愿意支付的代价。
至于户型，当然是复式或错层的为好，因为层次感不仅使空间显得富于变化，而且也满足了中产们对于各空间互不打扰的需要，那种一家人“打”成一片的居住环境是中产们选择第二居所时最想摆脱的。
不必送精装修，因为这处第二居所通常是他们过装修瘾的大好机会，城里的那套“小房子”让他们的诸多创意和妙计难以施展，现在，他们要在自己的第二生活空间里大展身手。
田园风格是中产们在自己郊区第二居所中普遍选用的，因为他们要在自家门前种上花草，不再过城里的那种逼仄生活，那么与之相配的装修风格当然是田园，不过这种田园风格中国版的不多，欧美版的现在仍然流行。
一对搞金融的夫妇在城里买了一套二居室，是过去福利分房时代的房子，又在北京的五环外买了一幢220平方米的叠拼TOWNHOUSE，夫妇二人将其关于居住的诸多想像都放进了这处第二居所，于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英式、北美、法式等多种风格杂陈一室，夫妇俩回到这处第二居所如同走进了自己的梦想长廊。
另一类中产购买第二居所和前述的一群走的正好是相反的路径。他们在城乡结合处曾经购置过一套面积较大的TOWNHOUSE或公寓，但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他们有脱离城市生活的危险，偏居一隅使社会交往渐渐减少，在市中心停留时间的缩短也使他们对潮流不那么敏感了，再加上每日驾车上下班的劳顿或孩子上下学的困难使他们的生活品质不尽如人意，于是他们成了摆出城后又想摆进城的那根指针。
这类人会选择在城里买一个旧福利分房时期的二三居或小户型公寓以便于上下班和交友待客。周末全家人再返回城郊处的家。所以当他们选择第二居所时，更注重住宅周边的交通环境、娱乐设施的丰富程度与上班或孩子上学地点的远近。
买这种公寓时，他们不会买很大的面积，通常有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就差不多了，偶尔招待个朋友也不会规模很大，所以100平方米以内都够用。单价可以稍高一点，不能太高,毕竟他们已经有一套住宅，为这套住宅不可能再斥巨资了。
还有一类第二居所正在中产人群中兴起，即为享受而置办。
有的家庭想创造一些新鲜的生活方式以丰富现在的生活。
于是他们会买一个50平方米～70平方米的小房子用做个人和自己的朋友聚会的地方，也有的会在旅游胜地购买一套分时度假酒店公寓，以便一家人一年有一个月的时间去异地度假，不去的时候也可以租出去，赚点房租。
前者通常是在一些并不昂贵的楼盘里买一个小单元或简装或精装，只要方便朋友们出入和聚会时采买或娱乐即可，房价不能太高，户型好坏也不那么重要。后者则是选在一些著名旅游景区内的开发项目，项目周边的景观要好，物业管理要完善，易于出租。
第二居所之于中产之家补偿、补充的意义非常大，同时碍于中产们的总体收入有限，这种补偿或补充只需适可而止，无须穷尽所能。
中产们需要什么样的社区？
中产们在和居住地有关的另一个重要指标——社区的选择上，虽然仍被开发商引导得有点理性不足，但思路日渐清晰。
中国的社区在其形成的过程中经历过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针对“最先富起来的人”的豪宅，这类社区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是很纯粹的，那个时期能买得起房的人都是富裕阶层的人，中产阶层既没有形成，更鲜有进入房地产市场的。
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产阶层逐渐进入房地产，社区开始出现富裕阶层与中产阶层混居的现象。但真正的中产阶层社区也没形成，开发商还是要依赖于富裕阶层支撑他们的项目，只不过，中产作为一支崛起的消费力量引起了市场的瞩目，所以很多楼盘就出现了300平方米和50平方米的户型都有的设计。这种楼盘看起来适合各种人群。刚跻身于中产阶层的能住进这样的社区，好像自己与富裕阶层也不那么遥不可及了。但住进去之后，两个阶层的人都不十分满意。中产们总希望降低物业费，甚至不惜降低服务的水准或减少服务的内容；而富裕阶层则与之相反。有不少物业公司反映，一些住小户型的人常常是不交物业费或供暖费的主要人群。中产们觉得自己住的社区生活成本偏高了，富裕阶层又觉得住进这样的社区降低了自己的生活品质。
到了21世纪初，一些明确针对中产的社区才浮出水面。在大城市，这些社区的价位在每平方米5000元～7000元，社区内的户型也不会有50平方米～300平方米这样大的落差，面积多集中在100平方米～250平方米。开发商明确地打出“中产社区”之类的口号标榜自己的市场定位，更有楼盘的案名就叫“人民派对”。这样的社区出现后，似乎已经为中产们选择住什么样的社区提供了清晰的引导，中产们只需对号入座，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居住地。中产阶层中的中上阶层也被划入了目标受众是富裕阶层的社区，而中中阶层和中下阶层目前还混居在同一个社区里，但已经有相当一批开发商在用价格、户型和配置对这两个人群做进一步的细分。
这个时候，中产们住在哪里除了城市的选择、地段的选择，还有社区的选择。
中国这一代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绝大多数是他的家庭中自1949年后第一代财富的创造者和积累者，所以他们不仅肩负着改善家庭物质生活水平的责任，亦肩负着提高家庭社会地位的责任，所以住在哪里不单纯是物质层面的问题。
一个被称为成功人士的人尽管不愿外人知道他住哪儿，但他却很愿意圈里人知道他所在的社区。中国的大城市正逐步效仿欧美，以居住社区的等级区分人与人的阶层差异。
试图以此标识身份，并借此结识同质人群的人大多会选择带有鲜明阶层特征的楼盘。
如果想让别人知道他的住宅等级的富裕者购买的楼盘不仅是价格高，而且知名度更要高，在他所出入的社交圈中没有足够高知名度的楼盘再贵也不会成为富裕者的标签。
而一个中产阶层如果不想让人误解他的财富和地位也不会选择一个过于有名的大众型楼盘，因为那种楼盘知名度虽高，但从3500元/平方米到6500元/平方米的住宅都属同一个社区，消费者从中产阶层中的最下层到中上层，成分十分复杂，收入低的不愿被别人误认为发了横财暴富或爱慕虚荣、不量力消费，收入较高的也忌讳被人看成寒酸或装穷，这种社区是一个尴尬的社区，居住者既无从使之成为标签，也无从选择同质人群。
不过要不要作如上的划分是一个关键。在一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个人信息是不透明的，你无从了解一个陌生人的底细，他的居住地是关于他这个人的很重要的信息，公开这个信息，对于结识的双方是有重要意义的。
但如果一个人选择住在一个并不特别的地带的并不知名的楼盘里，那么连通过这个渠道了解这个人的可能性都没有了，这就是“大隐于市”的手法之一。
做这种选择的中产希望将工作和生活拉开足够的心理距离和社交距离。他们对自己的私人空间十分在意，不希望外人因此对自己形成某种成见，更不希望旁人轻易打搅自己的生活。
但也有一些中产特意选择了一个知名度高的社区，更有一些特意选择了一个知名度高的高档社区。这些中产或者是SOHO一族，希望通过购买知名度高的社区来提升自己小公司的形象，又或者一些中产希望购买一个知名度高的社区向客户、合作伙伴显示自己成功的形象，再有一类是想借购买一个知名度高的社区达到使家庭财产保值甚至升值的目的。
中产们对一个社区价值的评价至今已经多元化了。
入住后社区是否有国际学校、大型超市或高档会所等等，会所是配备运动场还是游泳池，中产们都会将这些列入评价此社区价值高低的因素。
例如，很多中产会为了社区的会所里有一个游泳池而对这个社区颇有好感，因为游泳是他们主要的运动方式之一。
由于现在中产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而他们对健身环境和教练的专业程度相当看重，所以他们对健身中心的专业性非常重视，为此，他们会选择一个专业健身中心作为自己的常年健身场所，所以很多社区会所配套的健身中心因其不能达到业主们的期待而受到冷落。
在社区文化的建设上，中产们是积极行动的一群，他们希望他们居住的社区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附加值。但在涉及业主维权之类的事情上，中产们总是能搭顺风车就搭，尤其在他们居住的社区里有很多更高收入者的时候。不过这两年随着年轻的一代进入地产市场，他们的自我意识更鲜明，他们觉得自己的利益不能受到侵犯，而维护这个权利是自己理所应当做的。
中产们对社区的评价标准和对社区文化的参与程度还处在一个需要提升的阶段，当中产们真的知道该如何选择一个社区、如何建设好一个社区的时候，中产们的生活和中国的社区文明才会进入一个成熟的阶段。
健康家居离中产有多远
中国目前的消费者或因为消费经验欠积累，或因为需求较为迫切，对于居住的品质是不那么苛求的。
为了实现某种居住目标，他们在很多最基本的居住指标上做出了不应有的妥协，这使今日中国的中产获得的居住质量与其付出的不那么匹配。
空间对人的居住是有意义的。
我们现在的住宅设计大都是参考香港和台湾的设计标准，那两个地区人口密度之高在世界上也是出了名的，但因为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初受那两个地区的风尚影响最多，第一批和中国大陆做生意的，中国大陆最容易实地考察的也是香港为先，台湾为次。我们认为自己要偿还四十年的住宅欠债，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善国民的居住条件，香港似乎是极有借鉴价值的。于是中国的大城市里一栋又一栋高楼拔地而起，住了几十年的平房，住过的最高的楼房是六层。乍搬进需要乘坐电梯才能进入自己家的高楼，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甚至作息规律也改变了。所有这些改变在大家的经验里都是个意外。为了适应这种新生活，现代都市人相继放弃了原有的许多东西。
比如良好的通风。迄今为止中国建设部颁发的建筑设计标准对于通风一项没有细致的规定，而中国目前的许多大楼都采用封闭式的建筑，因为这有利于节能，楼内的中央空调只有进风口，没有出风口，旧的空气排放只能靠大厦开着的门，如果那大门再是自动开放的，它开的时间比合的时间少，于是污浊的空气就在室内长时间停留着，再加上从垃圾间、垃圾道泛出的污浊空气(污浊不是以气味浓重为标志的)，楼道内的空气可想而知。
但这是我们的消费者妥协的。
电梯的速度也是消费者妥协的，发展商为节约成本，很多电梯只有1.75米/秒的速度，有的甚至才1.5米/秒。20多层的高楼，每层七八户，只有两部电梯的配置标准是很普遍的，每天住在中高层的居民有多少时间用于等待电梯可想而知，十年累积下来的候梯时间可能就是数月，但很少有消费者关注过电梯的速度，更很少有人为此放弃一个楼盘。
说到电梯，中国的消费者还在妥协的一点是电梯工，对于操作简单的设施，还要雇专人开动，正面意义是增加就业机会，扶老携幼，但其负面意义却可以列举出更多，例如小道消息的传播、对电梯空间的占用、电梯工休息时间、住户被迫不能使用电梯等等，但大家也妥协了。
我们的空间被不断压缩着，一个空间本来能够变得更丰富的可能性随着在每一个细节上的妥协渐渐萎缩了。
在很多细节上的妥协酿成的后果却远不如当时以为的那样无关紧要。比如暗卫的问题(就是没有窗户的卫生间)，卫生间通常是病菌最易滋生的地方，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观念里，卫生间都是独立于厨房、卧室、餐厅、客厅等生活空间之外的，而且很多都不是全封闭的，为的是保证良好的通风。但现在卫生间在公寓里是无法与各生活空间分开的，即使装修再豪华的卫生间仍然无法解决暗卫导致的通风不畅的问题，仅靠换气机是很难排净室内污浊空气的，那么大量污浊空气势必会飘散在整个住宅内，室内空气质量可想而知。
从卫生角度讲影响室内空气质量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室内空气质量，另一个方面是通风状况。室内空气质量不好，但如果通风好，即能保证足够的新风量，室内空气质量便会有较大改善。现在市场上出售的排风机都是单向的，它只是抽出室内空气排出屋外，但却无法令新风进入室内(而写字楼正相反，只有新风送入，却无法排出室内污浊空气)，日复一日由卫生间产生的大量污浊空气对整个住宅内的空气质量影响很大，尤其是夜间门窗紧闭的时候。
再比如层高的问题。为了保证良好的通风，中国人传统的居室都在净高3米以上，西方国家规定净高在2.9米以上，但中国目前的规定是层高最低可以是2.5米，净高则只有2.35米～2.4米。有不少开发商在开发城市公寓时为了追求商业利润会尽可能地压低层高，“超薄”空间成了我们这个年代都市建筑的一种病症。超薄空间带来的直接危害表现为影响居室通风，更长远的危害是在这样低的层高里生活达到10年，患心理疾患的概率会超出居住在净高2.7米以上的人群。
超薄空间不仅体现在层高上，还体现在楼板和墙壁的厚度上。其实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红砖楼有很好的隔音效果，因为那些建筑无论是楼板还是墙壁的厚度及材质都能隔绝日常的生活噪音，但现在很多价位中等偏下的公寓和经济适用房则做不到这一点，这就使左右及上下楼的邻居一方面会受到噪音的过分打扰，另一方面又会因担心自家噪音泄漏起居行为(例如家人说话、夫妻生活、朋友聚会)而有所顾忌，这种焦虑会潜伏在居住者的内心深处，成为危害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
目前我国患心理疾病的人数正逐年上升，除了中国心理保健体系尚不完备，对心理疾病缺乏充分的认识，以致不能科学地保健和就诊之外，环境品质的下降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于楼层的选择上也存在着盲区。也许是为观赏风景，也许是为采光，很多人选择的楼层总是尽可能地高。楼盘销售也是楼层越高房价越高。但以目前中国的供水系统，五层以上的供水都不是经由自来水厂直接供应，而是将自来水厂的供水经高压水泵抽到楼顶的蓄水池，再自上而下流入五层以上的人家，那么蓄水池的水在蓄水池存放的时间及其消毒状况就与直接流自自来水厂的水存在着差异。
此外，从消防的角度上讲，十八层以上一旦发生火灾则很难救护，这都使灾难持续的时间更长，但现代人仍然对摩天大楼不存异议，甚至有追逐的现象。
采光也是许多消费者做出的让步。目前国家规定居室要保证每天有1小时的1.5米进深的日照，但这个规定是以整个住宅为单位计量的，并不是每个空间都必须保证达到这个指标。于是大户型里的长走廊、黑客厅或黑卧室、暗厨、暗卫的现象普遍存在，紫外线具备的杀死细菌的功用无从发挥。户型大，其光照面积与总面积的比例不见得比小户型的状况更好。但在高密度开发的市区，收入高的人以为买到朝南的房子就一定能保证有足够的日照，这是个误解，采光好和日照好是两个指标。采光是进光量，日照则是指太阳直射进居室的面积。朝南只是有机会接受日照，但设计不当的住宅，日照面积与居室的面积比例仍然可能很低。国家目前规定的标准是二者之比为1∶7，但现在很多房子都达不到，因为他们在送审时测算的是一年中日照最好的季节中日照最长的那一个单位时间里的日照面积，大多数时间里日照面积与居室面积的比例远不尽如人意。只是为了住在城区里，有不少消费者向这种建筑妥协了。超薄在这里体现为对居室日照面积的压缩。
超薄空间还体现在对过近的楼间距的容忍。国家原来对楼间距的要求是不少于30米，但如果达到采光、日照、防噪等指标后，楼间距是可以压缩的，压缩的后果是早晚人们都只能生活在窗帘后。生活在这种环境的居民从此对个人隐私的泄露充满了不安全感。发生火灾有可能“殃及池鱼”，一旦疾疫发生，楼间距过近的两栋建筑物可能会因室内向外排风，垃圾间颗粒物向外飘散等导致疾病传播。
富裕阶层的人对上述状况不满意，会通过购买别墅来改善，而且在高档住宅市场，消费者已经处于强势地位，开发商为获得诱人的利润(高档住宅的开发利润现在能达到30%左右)，对产品的改进是非常积极的。但中产阶层就没这么“牛气”了。
由于市场上面向中产阶层的房子总体上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这个级别的产品改进的速度相较高档市场是缓慢的。当然地区差异也是有的，总体上看，越往南，住宅产品改进越快越成熟。
不能说开发商都想骗人，他们也是第一代商品房开发商，也没有经验，绝大多数开发商也非学建筑设计出身，即使是建筑设计师，以往做的设计都是受单位建福利分房的委托，按科局等级规定的房间数不能有任何弹性，至于户型更必须一致，以免分房时引发纠纷，设计几乎没有任何发挥余地。
这一代地产商和设计师并不比这一代消费者见识更多，认识更深，房子对开发商、设计师和消费者是同样的学习场所。
只是富裕阶层在其交过几次学费后已经开始积极地表达他们的需要及改进建议，中产们却因为置业次数少，经验积累相对较慢，有些消费者还处在搬入新居的喜悦中，在上一个购房过程中做的种种妥协有些还未显示出它的危害，有的虽然有所显示，但因为还处在量的积累阶段，未达到质变，并未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所以中产们的妥协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另一个导致中产妥协的原因是这个人群独特的心态。如果说这一代富裕阶层对捍卫自己哪些权益以及如何捍卫有着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和越来越积极的行动的话，这一代中产则显得态度暧昧，缺乏足够的行动力。他们或者不是很清楚自己的各种需要哪一个更重要，理应为之多投入；或者对自己的要求能否实现不敢抱太大希望，例如中产们在比较维权成本和居住成本时，计算的方法是哪个能忍就忍了。因为在今天的中国，让一个中产去维权，社会服务体系、他个人的知识及精力都不足以支持他达到目的。
但中产们现在渐渐意识到要联合起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在购房时也会组织小范围的几个朋友共同考察一个楼盘，以发现问题、规避风险。
中产们现在看来不算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群体，尽管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巩固着自己的地位，保护着自己的利益，只是这种气度显得不够开阔，视野略嫌狭隘了些。毕竟，一个不能把自己放入更大社会场景里的群体，是没有足够影响力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产们的社会影响力与其消费力至今不成正比。
艺术家艾未未用水泥建造的家在一片繁缛的风尚中显得清新脱俗，于是他很快就受到了中产们的认可，但更快的是，中产们在他的批判性前感到了压力。
第二篇：符号化姿势
这一代中产们是以非常难受的姿势开始他们在城市中的发展历程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至今都没有被确认发展的合理性，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他们的身份隐藏起来是全社会达成的一种默契。
于是中产们在打造自己的私宅时，一直不甚清楚自己的阶层特征究竟是什么，是应该让自己的阶层特征更清晰好，还是更模糊好。 中产们的居住特征就在这种躲躲闪闪中试探性地冒出了头。
哦，时尚！
我们生活在一个高速发展的年代，可是几乎所有物质的东西都在被迅速生产之后又被迅速淘汰，所有的东西都因缺乏经典的价值而变得不值得珍惜。关键是经典的意义有谁重视？我们以如此快的速度穿过人生，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
自上世纪90年代末，福利分房被取消，商品房市场真正取代福利房以后，无论是住宅的形式还是人们的居住需要都发生着迅速而深刻的变化。其中中产阶层的居住方式变化最丰富，也最为快速的。富裕阶层对住宅的需求十年来没有太大的变化，一个是大，越大越好；一个是豪华，“贵重物品”充斥于家中。但这些不是中产阶层有能力追求的，于是他们的需求便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变化。
先是对居住面积大小的选择标准出现多次变迁。
90年代中期由于富裕阶层最先入市，使得当年的房地产开发皆是大户型为主导，到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后，中产阶层渐渐开始其房地产方面的消费，于是一批100平方米～180平方米的户型也在市场上形成了一个可观的消费量，到2002年，随着新生代(即70年代出生的人)进入市场，对60平方米以下的户型的需求迅速上升，2002年～2003年的京城地产市场上，小户型的销售成了地产市场一枝独秀的产品，这当然不全是因为新生代消费力有多旺，而是因为市场准备不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开发商在追大户型潮流时没有预测到小户型提前热销，这是对新生代入市条件判断不准导致的，70年代后出生的一代对自我的充分肯定使其渴望尽早独立，于是确定自己领地的行为提前到来。
艾未未的开放式卫生间在2000年被各大媒体披露后引起了好一阵轰动，中产们为之喝彩的同时并不真的效仿。
第二个变化就是对户型的需求。早年福利分房时住房是有标准的，科长两室一厅，处长三室一厅，房间数是固定的，由于是批量购买(那时一栋楼基本上就是某部、某局的员工宿舍大楼)，所以户型也没有太大的差异，大卧室、小客厅，没有独立的饭厅，但商品房市场最初打动消费者的便是大客厅。潘石屹1998年下半年开发SOHO现代城公寓初期，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大客厅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但这种转变快得匪夷所思，到1999年下半年大客厅的户型就成了众多期房的一个基本特征，似乎大客厅所体现的热闹，可以体面地招待客人的梦想成了新生活中一个引人入胜的亮点，众多中产阶层的消费者们趋之若鹜。
到了2002年，“大客厅”的概念被拓展成STUDIO(即无隔断的户型)、开放式客厅、卧室、厨房，甚至开放式卫生间。大客厅所代表的体面的社交被升格为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将不同功能叠加在同一空间里成了中产们新一轮的居住实验。
卫生间在住宅中的地位也是一直在迅速的变化之中。从福利分房年代一两平米一个卫生间到后来一套120平方米以上的住宅中有两个以上的卫生间，而且分出主卫、客卫。主卫的面积也越来越大，现在很多2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会有三个卫生间。这在中国人传统的居住观念中是大为不妥的，但现在却被很多人认同。
厨房在住宅中所占的面积和存在的方式也是变化多端的。1998年底的公寓，厨房还是封闭式的，但到了2002年，很多上市的楼盘都选择了开放式厨房，而这种户型并没有被消费者拒绝。
接下来还有住宅产品所成就的生活方式的变化。
2002年后，中产中一批自由职业者又开始租用废弃的工业用厂房改装成LOFT,或在郊区自建房，将更多个人化的情趣与符号放入这个非批量化生产的居住空间里。
零点指标与《经济观察报》2003年12月在北京进行的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北京的新SOHO群体规模已经达到13.4万人。如果加上未来三五年内能够成为新SOHO的潜在新SOHO群体，北京的新SOHO群体规模预计约为18.8万人。
SOHO几乎是伴随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而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的，它代表着一种“在家办公”(small office and home office)的工作方式。这一概念对今日中国人而言远远突破了“家”的局限，尽管人们对它的认知仅仅停留在将其等同于“在家办公”或“自由职业者”的层面，但在零点指标与《经济观察报》的这项题为《新SOHO生活魅力——新SOHO群体素描及生活消费文化研究》的最新研究报告中，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在当今中国社会的生活与消费文化中，新SOHO一族是被广泛认同并受追随的时尚领导者之一，而这种地位又来自他们自身对时尚的塑造与消费能力。研究人员认为，与其他社会阶层显著不同的是，新SOHO群体不仅充分享受了技术带给人类的舒适的生活方式，更凭借技术的能量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个人影响力。其核心的心理需求——自我掌控感、自我空间、心灵的自由和享受生活都在这一代中产的价值排序里名列前茅。SOHO成了时尚辞典中一个富有极强扩散力和形象极炫目的语词。
评价住宅的物理标准也伴随着时尚的变化而变化。
配置以一个令人不察觉，但确实是非常惊人的速度升级着。1998年，中产阶层的人们在厨房装修上的投入还在5000元～1万元，但到了2002年，中产们投在厨房上的装修费用已普遍在3万以上，卫生间的装修费用也从1998年的5000元上升到2002年的2万元，这个水平在后来的几年里一直随物价指数同步上涨。现在一个买得起150平方米公寓的中产在厨房装修及各种配置上的投入通常在五六万，如果再有点“奢侈”的追求，例如想在卫生间听音乐，就会再增加一套音响的投入。
一场SARS又使很多通风采光不好的住宅不同程度地贬值了。
各种变化在中国只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便完成了，我们是在以数倍于欧美国家的速度飞奔着。这一系列的变化显示出中产们对自我符号不断探寻和不断描画的努力过程。
每一轮变化的发生都会使即时消费的人成为最大利益获得者，但也使已经被消费的商品房进一步贬值——所有不符合最新时尚标准的住宅都意味着“有缺陷”，而缺陷的发生都是人为制造的，真的应了西方一位时装设计师关于时尚的定义：时尚是有计划的废止。中国的家居消费正在步时装消费的后尘，而其更新换代的速度并不比时装界的潮流轮转速度慢多少。
只是家居消费所需代价远胜于时装，以此速度变化，对于消费者而言所要承担的是什么，再清楚不过了。对于中产阶层而言，这种变化速度的危险是极大的，因为过时的速度越快，他的家产贬值的速度也越快。但因为第一个新入市的人有望成为时尚潮流的宠儿，这种诱惑是如此的难以抗拒，以至于即使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中产者也觉得有所补偿。于是中产阶层永远面临着被时尚淘汰的风险和不得不迅速赶上潮流的压力。
最易被时尚诱惑的中产们，尤其这一代中产对潮流的追逐热情使其常常对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有所忽视，所以当他们在时尚行动与日常生活间择其一的话，他们常常身不由己地选择前者。而只要开发商不把这两件事合二为一，中产消费者就难以抗拒一个看起来很时尚用起来不够舒适的住宅，这是今日中产在居住消费上尚未走出的误区。
但中产阶层能从这个怪圈中解脱出来吗？
很难。因为这是由中产阶层特定的阶层地位、经济实力和文化特性决定的，这种处境和心理不仅中国这一代中产阶层有，西方的中产阶层同样有。
西美尔在他的《时尚的哲学》中对时尚之于阶层的意义有如下表述：
“时尚特有的有趣而刺激的吸引力在于它同时具有广阔的分布性与彻底的短暂性之间的对比。而且，时尚的魅力还在于，它一方面使既定的社会圈子和其他的圈子相互分离，另一方面，它使一个既定的社会圈子更加紧密——显现了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的紧密联系。最后，时尚的魅力在于，它受到社会圈子的支持，一个圈子内的成员需要相互的模仿，因为模仿可以减轻个人美学与伦理上的责任感；时尚的魅力还在于，无论通过时尚因素的夸大，还是丢弃，在这些原来就有的细微差别内，时尚具有不断产生的可能性。”
中产阶层虽然不能算少但也绝对不能算多的收入使之不可能肆意消费，而且他们最不愿面对的一个事实是：他们已经跟不上时代了，这会令他们内心十分恐惧。所以他们必须不断去寻找并反复印证自己仍然合乎时宜，甚至有能力超前。守住经典是需要很深的定力的。中产阶层的阶层地位使他们缺乏足够的定力，处于中产这个位置使他们对自己的认同始终是摇摆的——处于富裕阶层带给他们的自卑和普通工薪阶层带给他们的优越感之间。
中产阶层特有的文化使这个人群必然成为时尚最热情的追捧者，因为他们面对富裕阶层的优越感是建立在他们能更有品位地去识别什么会是新一轮的潮流，而他们面对工薪阶层的优越感则建立在他们更有实力去触及这个社会最先涌出的新生事物。
这种有双重意义的优越感是中产阶层生活的重要支点，时尚是他们的铠甲和长矛，没有这个，他们的自我肯定缺乏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所以，中产阶层不仅需要不断用时装和化妆品作为自我保护的武器，房子、家具也被他们转化为武器。
时尚变迁速度的意义虽然是双重的，但中产阶层已别无选择，他们既然要从中获得优越感，便不得不冒贬值的风险。
如果不想在这一轮又一轮的淘汰赛中疲于奔命，惟一可靠的办法就是选择最朴素的健康住宅，做最实用最经典的装修与装饰，在每一轮时尚中置身事外。
如果难以置身时尚之外，就必须尽一切努力追上时尚的速度。越是经济繁荣，时尚的变化越大，因为人们有实力对既有的时尚做彻底的否定，而且是迅速改变。惟有在这种对时尚的追逐中，中产阶层才能在每一次成功时尚化中再次确定自己的价值，并从中获得足够的安全感。
如果经济不景气，时尚潮流的起伏不会太大，下一季的时尚不过是上一季理念的延续，只是形式略作变化而已。对家居潮流变化的方向与速度的判断可以从服装时尚的变化有所借鉴，因为在今日有时尚定义权的欧美尤其欧洲国家，设计师们是跨行业交流的，同为设计师，不会也不可能据守自己的专业而不涉足其他领域。
中产之家的识别符号
这是一个跨国婚姻家庭中的典型场景，将中国传统家居元素做现代组合，既成全了对传统的仰慕，又成全了现代化的生活，中产们的审美及生活原则不可避免地带有折衷主义的色彩。
尽管大多数中产阶层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的阶层属性，其阶层特征也还在形成之中，但基于他们的人生经历，受教育背景、收入和社会地位，他们有意无意地试图确立属于自己的独特符号，来宣示他们所试图塑造的自身形象，这其中，中产们是做了全方位努力的。
自从房屋产权概念伴随着商品房普及后，领地意识就更为清晰了。由于这个产权的获得方式是市场公开交易，按平米计价，所以寸土必争的依据既清楚又合法。
中产阶层对自身利益的认同与保护表现在生活中许多方面。他们注重隐私，强调情感归属的独立性，明确家庭责任及分工，在居住上利用清晰的符号对领地作出日益鲜明的界定。
中产阶层对商品房面积的准确性有着高度的敏感，而更让他们敏感的是其居住地共享空间中他们的利益保障。如果楼道不干净，或电梯间灯不亮了，就会招致中产们的投诉。因为他认为他们为此付过费，他们的权益因这些缺陷被损害了。随着法制的完善，中产阶层们的注意力指向更多的细节。例如，公寓电梯间的广告牌收了多少钱？广告费用摊入物业管理成本了吗?我们这些住户是不是该少交些钱？楼顶上放广告牌经我们同意了吗？收益怎么分享？如果广告牌掉下来砸了人，谁负责？小区花园中的草坪枯死了一片怎么还没换？我居住的社区品质不能这样！
材质色调用得如此之稳健，实在是经典中产的气质。
很多细节正在被注意到，并被追究。小区中与物业管理公司争论最激烈的一定是中产阶层，因为他们的利益得来不易，他们决不愿被人“欺负”。
与此同时，中产阶层对于他们领地以外的事情是绝少过问的，这其实也是对领地的一种认同。因为他不想让别人侵入自己的领地，他也就不愿意侵入别人的领地。
中国大陆的住宅设计先后经历过港台风、欧风和北美风三个大的浪潮，这三阵风吹过的时间大体在1992年—1996年、1997年—2001年、2002年至今。
在这三阵风里，港台风因为没有明显的建筑艺术风格，所以在外立面上没有鲜明的符号，而另两股风则直接体现在外立面上。从做罗马柱、希腊神庙式的屋顶，到模仿欧洲工业城市的几何形色彩立面到对北美乡村别墅的一系列模仿，多国、多个时期的建筑都能在中国的几大城市里找到它的仿制品。
中产们在选择住宅时，对外立面的造型是正宗或经典的西班牙风格还是英伦风格一直没有足够专业的判断力，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选择此或选择彼。在这一代中产心中，住到全世界去的热望不需要通过住进正宗的某国风格去实现，一个案名和一个解释及一些令这一代人耳熟能详的欧美文化符号就可以让他们满足了——反正分不出正宗与仿冒的又不是某一个人，只要是大家的能力普遍能够识别的某些符号，这件事就交待得过去。
文化上渴望混血的中产们并不真的想变成一个美国人或法国人，但他们也不甘心自己只是个中国人，所以一些能让他们看起来有些洋范的符号很能成全这一代中产的希望。
外立面不是给中产自己看的，而是给来识别住在里面的人看的，所以它要承担起宣言书的责任——把住在里面的人想表达的表达出来。
一些设计失败的外立面遭中产们摒弃的原因不是因为材料、色彩、工艺或者造型，只是因为它所传递的信息不是中产们想“说”的。
当然大多数房子的外立面也没有什么丰富得体的语汇，但中产们还是接受了，因为中产们觉得旁人可以通过他家的内装来识别主人的身份与品位，外立面虽然没“说”出多么动听的话，但只要没“说”错话，主人自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把想说的说出来。
中产阶层制造差别不是在整体上下工夫就够了，他们乐于在诸多细节上都刻意表现出不同凡响，这是和富裕阶层最大的不同。
在这种差别制造中，中产阶层是兴趣盎然的。每创造一个差别符号，中产阶层的独特性就又被强调了一次、肯定了一次。
中产之家从不试图用富贵作为一个代表性的特征，他们或者是无力为之，或者是不屑为之，这两种心理共同的基础是认为这个特征是属于“有钱人”(即富裕阶层的)，而在他们看来，人太有钱了就不可能有品位了。
事实上，绝大多数富裕阶层虽然试图使自己的家被人称为有品位，但很少成功。因为富有确实是品位极大的障碍。富裕阶层的人难以抑制的心理是“我有钱，我能占有不如我有钱的人占有不了的东西”，这是他潜意识或是意识里的东西，有钱确实是他拉开与别人距离最有力的武器，因为品位不一定和钱有关。如果比品位，而该富豪修养又确实不行，就会被一个有品位的中产阶层比下去；但如果比钱，富豪肯定赢了。电影《大腕》中李成儒扮演的精神病患者描述的豪宅确是惟妙惟肖入木三分，“电梯直接入户，楼门口站着一英国管家……每平方米二千美金？起码也得四千美金！……成功人士不在乎钱，所以我们的口号就是：只选贵的，不选对的。”
你在富裕阶层人家经常看到床头贴着金箔，甚至房顶也贴着，水龙头是金的，多宝上摆的古董也是真的(当然可能是假的，他们的眼力大抵不佳，把赝品当真货买回家的事很常见，所以现在鉴定古董的行家很吃香，因为有钱收藏古董的人懂行的少)，人民币比墙纸还厚地“贴”在了家中四壁。
这是中产阶层不可能选取的识别自身的符号，品位是中产阶层普遍重视并勤加修炼的一种素质，这是他们身份与价值最重要的一个表现。
一个典型的中产之家在空间的装修上是要有几处称得上创意的设计，在材料的选择上要追得上潮流，在家具的选配上会有几件名牌家具作为居家中的点睛之笔，在饰品的选择上，则要集巧妙设计和精湛工艺于一身，因为这种处理既不过分张扬，又充分显示了修养的深度。
一个中产阶层总试图在家中创造某种非主体行为的新方式：例如取放图书的方式，或使用阳台的方式，带滑轨的柜门因其使用方式并使橱柜形象经常处于动态而深受青睐。
被时尚杂志盛赞过的名师之作，比如密斯·凡德罗或迈耶设计的椅子，菲利浦·斯塔克设计的一系列阿来西(Allessi)的家居小件物品都会被中产阶层欣然采用，因为在小的细节上精雕细琢是中产阶层的长项，亦是他们对生活品质的一种追求。
在装修材料上，中产阶层不会一味求顶级，也不会选择廉价产品，他们会对产品的品牌形象、材质、性价比和售后服务做一个全面的考察，品牌要配得上身份，材质要优良，性价比要合理(所谓合理是品质可以比顶级产品差百分之几十，但价格则应低三至五倍)。至于售后服务，中产阶层是格外看重的，因为他们工作极忙没有时间在服务上与厂家纠缠不清，他们希望提出要求立刻有所回应，而且他们很在意自己的利益是否得到保障。
在品牌选择方面，合资品牌尤其有鲜明欧美形象但又是国内生产的厨具、家具、洁具、建材在中产阶层中最受欢迎。其原因无非一是品牌形象好，二是设计时尚，三是性价比最佳，四是售后服务本土化。
但在饰品的选择上，除了刚刚成为中产阶层的人群，凡跻身于此阶层行列有三五年经验的人家大多会精心选择餐具的造型、图案、花色和品牌，并仔细搭配桌布、餐垫、餐巾、餐巾环。他们也会在花瓶、果盘、储物罐、烟灰缸、启瓶器、摆件甚至胡桃夹子上颇下一番工夫，品牌、设计和工艺都须上佳，而且手工制品在中产阶层看来尤显品位。
在中产之家，你不能深究物品的功能是否能到位或使用，因为很多专用于识别身份的符号都没什么使用功能。比如衣服如果仅仅为了遮身蔽体，完全不需要现在这么多款式，由于时装还负载了表现个性、宣告流行、拉开阶层等诸多责任，于是很多装饰都不是因为有实际意义才加上去的。家居中的很多物品对中产阶层而言也是，那些看起来没有实际意义的设计就是差别符号。
只是中产们在制造属于自身的符号时，一方面强调要有个性，他们选择的那些符号都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另一方面，他们选择的标准则是必须获得别人的认同，而这个“别人”无非是和他同为中产的，如果这个“别人”是属于富裕阶层的尤能令主人生出成就感。但是“别人”和中产自己对某个符号的个性化及时尚感认同与否并不真的来自自身，而更多仍是来自以时尚类杂志为首的公众舆论。
以ALLESSI的系列厨房用品为例，那些塑料或不锈钢制成的饼干盒、柠檬榨汁器、装胡椒粉的调味瓶在被时尚界封为20世纪工业设计的典范后，一直是全世界中产的最爱，而中国的中产家里也会买上一只果菜盆或调味瓶之类放在不那么核心但绝对醒目的位置，让人由此识别主人的趣味。
如果真的没有公众评价作背景，中产们也不会把某个符号搬回家。而那些最初发明某个符号的中产大抵因为其自由艺术工作者的身份而轻易获得了其他中产的认同，于是其他中产以能继续复制这些符号作为拉开与尚未复制这些符号的中产之间的距离。比如一个20世纪70年代甚至更早年代出产的木箱子不用来装衣服棉被而改用做客厅里的茶几，最好箱子原有的铜搭扣和手工漆都在，箱子上或铺一块棉麻质地的布当做桌面，或放一块玻璃算做混搭，这个符号后来被延伸成旧皮箱、旧藤箱。
中产们需要不断制造新的符号以完善其阶层居住特征系统，而这个系统也需要不断保持新鲜感。
谁是那个能制造新的符号的人，谁就是中产们仰慕的时尚领军人物。
服装是一个可以带出门去的符号，回到家，差别符号也仍然有价值。更新不是换季而是改换家具形象。比如，1998年的中产之家有餐巾但不常摆出来，很少有人用桌旗，烛台开始出现，花瓶以人造水晶的最为流行。但到了现在，桌旗是常见的装饰，烛台是必需品，花瓶的材质则更趋向自然材料。由于听什么歌和看什么书也成了阶层划分的标志，所以沙发旁的书报筐和DVD旁的CD架就需要更富设计感的造型及更时尚的材质或更有个性的色彩才能入中产们的眼。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差别符号自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无论怎么变，中产之家是一个充满象征符号的地方。这个社会中看起来含蓄低调的阶层一直也没有放弃制造差别。只是所有的差别都与革命性的创造无关，发生的过程也较为平静。
至于这些符号对中产者们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我想，只要人类有人群差异，象征差异的符号就永远有意义。
人啊，是一个多么喜欢分别的动物！
风格的追逐：有情尚无调
不同材料组合再造出的日常用品合乎中产们对创新的标准。
任何一种文明在没有受到冲击的时候，显不出强弱。但时间久了，不遭受挑战的文明便会自动衰退。
当代中国可能不会有哪个人群像中产阶层那样在风格这个问题上经历如此多的冲击和困惑。
中国关闭国门三十年之后，重新打开国门，文明的冲击因此发生，于是当代中国的文明建设显现出新的景象。
中国的住宅开发历程在其不到十年的时间浓缩了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五十年的住宅发展历程，各种主义和流派的建筑在中国都能找到或大或小或典型或相仿的真实作品。有的时候，一个社会的环境与其说是供人使用的，不如说是供人参观的一个展览。
大量的建筑和居住实验在中国的城市里进行着，而当代中国并没有一个健全成熟的建筑美学来引导我们今日的设计方向。这使中国人无从判断哪一个实验是荒诞的，哪一个是可靠的。
比如北京的传统是什么？建筑设计要服从一个什么样的城市生活和城市环境？不知道。当漠视传统的人居于特殊地位或多到一定的数量，这个城市的传统就被彻底颠覆了。大家没有时间停下来细细思考我们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反正只管迈步。就像米兰·昆德拉在《雅克和他的主人》中写的那样：
雅克：好。我要您引路……往前走……
主人(环顾四周，极为窘迫)：我很愿意，但是往前走，往哪儿？
雅克：我对你透露一个大秘密。这是人类最古老的玩笑。往前走，不管是哪儿。
主人(环顾四周)：不管是哪儿？
雅克(用手划了一个大圆圈)：无论您往哪儿看，全都是前面，往前走啊。
这几样产品和配饰出现在今日中产家中，并不是个案，它的符号价值远大于功能价值。
中国很多城市的空中制高点在不断提升，天际线也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如果给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画一个天际线图，我们会发现城市的“高度”已数倍于前。
当一座城市向空中发展的时候，从地面飞升的不仅仅是混凝土和沙土的尘埃，更有人的欲望和想像。
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有谁想给出一个答案——这太沉重了，我还是用标准这个词吧——一个标准，他要解释的远比他要衡量的多得多，他要为推行这个判断的依据所付出的也远比他找到这个标准要艰辛得多。
上个世纪二十年改革开放造就的自90年代中期开始浮出水面的中国中产阶层的文化背景和20年代初的中产阶层的文化背景有相同也有相异。20年代中国中产阶层对西方文化的热中还是在其受过充分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之后发生的，他们尽管竭力批判甚至排除掉中国传统文化，操着洋泾浜英语，用着刀叉，烫卷头发，但情感方式、思维方式还有很多中国文化的框架。那一代中产阶层的困惑无非是发现传统文化中哪些是要摒弃还没有摒弃的，西方文化哪些是该学还没有学的。当他们做抉择的时候，他们大都看得清哪一部分属于哪个文化系统，选择和放弃的理由也很清楚——谁代表封建，谁就被否定，谁代表科学、民主与现代化，谁就被接受。
但这一代中产阶层在其受教育的关键时期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的传统文化几乎没有进入他们的教育视野，关于中国文化的背景不过来自民间残存的那一点点习俗，而70年代后出生的则连这些都不具备了。所以当他们面对西方文化的时候，他们崇尚什么是没有文化的原始起点的，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否定也没有清晰的对象。在这一场缺少鲜明对比的文化交汇中，中产阶层们表现出了明显的慌乱。
从楼盘的名字：“海德堡”“欧陆经典”“威尼斯花园”“维也纳森林”到许多小区门口耸立的“凯旋门”、很多人家室内的罗马柱，无一不显示出这个年代的中产阶层文化上的贫穷。
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产阶层追求的是与欧美同步的生活方式，他们不会拿欧洲工业文明前的东西装点自己的生活，但这一代中产阶层却没有能力甄别中国城市里推出的种种设计与产品究竟和工业文明是什么关系，一些作为文化遗产或家族遗产保留下来在现今欧洲城市中看到的东西在今日中国也成了现代化的一个符号。另一方面，由于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更缺乏自信，中产阶层最初是彻底排斥所有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和家居用品的。这种批判和否定因为缺少足够的文化积累当然不会那么坚定和彻底，所以，一旦西方人对中国的明清家具、绣有汉字的丝绸靠包、坐垫和雕有龙凤花鸟的首饰盒之类大加赞叹并欣然使用的时候，这些东西竟作为西化的时尚在中国中产之家和富裕阶层中被广为使用。
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并不比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对中国了解更多。在我们对外开放二十年后，西方现代文明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整整一代人的生活方向，这一代人中的中产们对以欧美工业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几乎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他们依据西方时尚的标准修改乃至确立自己的审美，对中国的传统反倒不信任、不理解。我将此形容为“文化灯下黑”。这种“灯下黑”使中产们在使用中国传统家具和用品时向外国人借鉴的比向中国人借鉴的多。
不肯向同胞学的理由很明确：与之同代的，谁也不比谁强到哪儿去，谁向谁学？与之不同代的前辈，已经过时了！只有与之同代的西方人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人家比我们先进嘛！一个基由经济发达确立的世界地位在一个崇尚财富的国家里具有文化优势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向这种文化称臣的后果是否能使我们再次强大似乎很少有人关注。
在中国已经流行过的设计主张有新古典主义、简约主义、自然主义、后现代、极简主义、解构主义等，而且各有一大批实践者。
从早期对港台影视剧中装修风格的模仿，到后来照搬公共场所例如KTV包房、高档餐馆的装修模式，到再后来看家居杂志，互相参观，交流装修或设计经验，这一代中产为打造风格所做的种种努力是坚持不懈的。
最先意识到自身在风格上的文化底蕴不够的中产们认识到在现阶段没有一个万全之策，如果仅论可行，回到本民族文化的框架里是最安全最容易上路的。多少花一点工夫了解一下中国的家居文化，即使不十分系统，但不至于从普及教育开始，即使产品不多，但理念还是大有用场。
最初开始装修的人是到星级宾馆、KTV包间里寻找设计思路，因为他想和周围的人不一样，更因为他认为中国人的家都没风格、没创意，他要有自己的“风格”，这种追求后来在中产阶层滥觞的原因是因为中产阶层对“个性”的需要显得相当迫切，中产阶层生怕被富裕阶层轻视和渴望被“尚未成功”的城市贫民仰视的心理诉求使他们需要凸显自身的与众不同。毕竟在今日中国，中产还是成功的标志，而不是像在西方，成为中产是大多数人正常的命运。
比如多宝。在中国传统家具里那既是一个展示品位的展架，也是一个装饰空间的画面，格子里放什么很能说明主人的水准。走进今日中国人的家里，摆多宝的有，摆西式多宝即陈列架的更是大有人在，但我们能从架子上看到什么呢？
一个咨询公司的高级顾问在陈列架上摆的是他正在做顾问的一家公司的周年纪念盘，还有美国加州的车牌、埃菲尔铁塔的纪念品。另一对热爱旅游的夫妇则将他们在各地采购的工艺品轮番摆上架子。一个私营企业主的多宝里摆的十之七八都是赝品。
多宝或陈列架上摆放的物品真实地显示出这一代人的见识跨度——在时间上是现当代的一些时髦产品，在空间上来自全球的旅游胜地。无论这一代人多么好学，我们不难看到对时间的占有是如此的困难，深入他文化腹地的能力也尚不具备，今日中国大都市里风格从何说起呢？
有一些谨慎的中产悟到：如果不是十分有把握，尽量不要去尝试不同理念下的设计和用品同时在居室中形象鲜明的方案，那种搭配的错误率非常高，就好像操着不同口音的人同时在讲着不同的话题。
他们选取的保守的做法是选取风格不那么典型的，做一种最简单的搭配，比如木本色的、没有什么雕花造型的床与很多种材质和图案的床品都会相配；实在很想显得有个性，就多花点钱，在一家还算正宗的某国品牌的家具店或布艺店里全套购买，不必自讨苦吃地四处选配。
近两年一些中产在其风格探索的过程中有点渐入佳境的意思。他们借鉴某一个常年穿戴的服装品牌的设计，将它的橱窗搭配方式运用到家中。因为这一代中产们在服装上的消费经验已经相当丰富，有些人甚至不亚于欧美同类，从此间中产悟出的结论还是比较到位的。
当然请一位海归或外籍设计师可能是更为便捷的办法，只是在中国开设计事务所的正宗的专业人士还不是很多，而其昂贵的收费也是中产们难以承受的。
富裕阶层没有风格会收到贬损，但不会受到伤害。事实上，中产阶层经常用风格作为武器攻击富裕阶层的品位，但这些毕竟动摇不了富裕阶层的自信，因为富裕阶层的自信从来不是来自品位。这两个阶层在家居设计上有不同的目的和心理，中产阶层在家中要实现的核心价值是生存，品位无非是化解生存危机的麻醉剂；富裕阶层要实现的核心价值是地位，炫耀性消费是对其地位的包装和确认。地位和生存是两个范畴里的事，品位和炫耀也是两个范畴里的事。
如果你攻击一个中产阶层没有品位是有杀伤力的。当一个中产阶层试图建立某种风格的时候，你能指出他选的墙纸图案是属于英国的，但吊灯却是法国式的，不幸又和北欧的餐桌椅并陈于一室，这会让很多中产阶层脸上绽不开舒心的笑容。
风格之于中产阶层是一个可以随时转向的舵，转向的理由和频率很多时候还受一个原因驱使——经济的景气指数。
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中产阶层会对简约主义、极简主义之类破费不多的家居风格大力推崇，因为这种风格的流行可以有效地保证中产阶层在缩减开支及追逐时尚这两件事上都能获得成功；但经济一旦复苏，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巴洛克这类风格则会迅速大行其道，因为这时的中产阶层不在乎钱，却在乎理想的华丽程度。
对某种风格的肯定或否定是中产阶层在其保守的、谨慎的、理性的生活基调中为自己留下的一段华彩。他们在自己能做主的家庭中通过对时尚的判断与取舍不断完成自己对生活的种种构想。可以说中产阶层有多少对生活的构想，家居时尚就有多少种可能性，如果谁能推动中产阶层生发新的构想，那么和这个构想有关的时尚就会成为一时的主流。
这就是风格对中产阶层家居的意义，现在中产阶层的构想就是过得更像欧美人，当代的家居风格则注定会服从于这种构想。
我很反对一些评论者将这种现象简单地归结为对本民族文化过于自卑、崇洋媚外所致，中国文化与欧美文化之于这一代中产而言都是陌生的，而选择是基于对两种文化都有足够的了解。更何况当我们坚定地踏上现代化、城市化这条路之后，配合这种生活该如何改造中国传统的建筑结构和家具尺寸，是中国专业设计者的职责，但显然中国设计师没有真正尽到这一责任，所以中国的消费者并没有可供他们选择的现代中式建筑和现代中式家具。中产们在打造自己的家时，即使他们很想亲近中国家居传统，社会环境既没有足够多的提示和充分的教育，市场上也缺少文化必要的物质载体，他们在此方面的选择远不如西式的建筑和家具多。
风格迄今为止仍然是恐怕将来永远是打动中产阶层的一个符号。有风格是他支撑自己的一个心理支点!
当时装界兴起混搭之风时，我觉得这对中国这一代中产可能会是某种解放。混搭所暗示的对跨文化、多层次、满足瞬间多重感觉的推崇可能对今日中国的中产掩饰其在文化及个人判断力上的迷失颇有帮助。
色彩——约定于是俗成
蓝灰纱帘配合金属餐桌椅，餐厅很有点酷。
原来中国的美学主流传统是经由一代代文人构建传承的，民间虽也有另一脉审美传承，但由于传承者多为工匠，并流传于乡野，所以难以进入正统的美学范畴，而只能作为中国美学思想的一个边缘成了一个分支。
但1949年以后，随着工农兵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文人审美几近被否定干净，而在改革开放后，西方的审美理念及范本以越来越强大的声势进入中国人的视觉，当代中国人的审美便被彻底改造了，以至于除了尚未能摸到城市脉象的偏远山村，几乎所有人都在或多或少地以西方的审美为自己的美学标准。
色彩观是首当其冲地被改造的。在中国经典的美学观里，色彩的塑造及搭配我们可以从历代壁画、彩塑及绘画中看到其特点。无论是汉唐的恢弘，六朝的雄浑还是宋明的婉丽，其对色彩的选择大抵受两样事情影响：一是中国本土的五行观，一是由印度和西亚等地传入的“西方美学”。中国人将色彩设定为五种属性，即金木水火土，对应的是白青黑红黄。中国人认为和谐的色彩搭配是色彩之间取用相生的关系，同时又维持色彩强度平衡，例如青和黄的搭配是不妥的，因为这在五行上是木克土，红和白的搭配也不相宜，因为是火克金。当然对色彩关系的把握并没有如此简单，我们祖先的智慧还不会对色彩做如此生硬而肤浅的处理，选择什么色彩用于居家、穿戴还要和本人的生辰八字、所处方位、所经的事件彼此相连。就算用红和白作例子，红在下白在上为火克金，但如果位置颠倒，则不存在这种相克的关系。而如果白色面积远大于红色，红色的火克不住白色的金，假如主人是一位八字忌金的人，反倒应在居室和着装上多用一些红色，以克制金气对人的伤害。
中国人对色彩的审美是基于中国人相信色彩与人的运势、心理及生理健康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不是单纯的“好看”。印度和西亚文明的传入给中国的审美体系里注入了新鲜的元素。配合高鼻深目袒肩露臂的形象，纹饰及色彩都有了新的造型。进入唐朝，与异国文化的交流也进一步深入而广泛，但对中国影响至深的外来文明在今天都被定义为亚洲文化，所以由地理距离的切近产生的文化交流在今天看来，其核心理念并没有巨大的差异。
用色如此大胆的中产之家多为70年代出生的人群或跨国婚姻家庭，这两类人家对色彩的感受力比较敏感。
五四运动后，欧美的生活方式及其审美渐渐进入中国新兴的买办阶层及上流社会，但那时中国一脉相承的美学体系仍然完整地存在着，并未瓦解掉，只是在这一体系之外又生出一套欧美文明下的新派审美观。
1949年后，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文人美学体系逐渐退出主流社会，来自中国农民及手工业者的审美由于一直未能进入学院教育系统，所以未能承担起新时期美学教育的责任。随着手工业的衰落和民间行业协会的解体，乡土美学更难以作为一套美学体系延续下去。终于，中国的审美传统到70年代末式微，到80年代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更退出了主流的舞台。
在中国长达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中，以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为文明发祥地的欧美文化或强或弱或快或慢地渗透进当代中国人的审美体系中，基于本土文明发展至今的中国美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置换。这种改变并不是被强迫完成的，而是伴随着渴望进步的热情被主动接纳的。改造过后的中国当代美学便呈现出一种无从归属的迹象。中国人的流行色概念是伴随着服装方面的时尚而建立的。“文化大革命”遗风使从众成为人们高社会化低自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红裙子一流行，街上的女性从十几岁到四十几岁都穿红裙子，转年又流行黄裙子了，街上就像发工作服一样又齐齐地变成了黄裙子。人们没有一个关于审美的独立思考，只有关于美的统一结论——穿红裙子或黄裙子，大多数人只管跟着去做，并不去想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在社会变迁中保证安全始终是人们在意的。
对色彩关系的不同认识是基于不同文化的差别。到了当代，受生活成本所限，中产阶层们的个性是在批量生产的工业制品中实现的，标准化的概念和营销体系的完善使得一种色彩关系可以成功地在全世界复制及传播，并为整个欧美社会的中产阶层所认同。在上个世纪的后半叶，流行趋势的发布不再只对发布地有意义，而是对各第一世界国家的时尚消费者即中产阶层都富有意义。随着追求更大经济利益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目标，这种色彩观乃至审美观像其他工业制品一样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主流。
欧美人使用中国明清家具并为之配搭布艺的形式被新一代中国的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广泛复制，古朴凝重的古董家具上大量使用了色彩鲜艳的织物，其内在选择是用这种对比来调和居室的形象，并且使现代色彩与传统色调形成一场不会停歇的互动。
如果说服装流行色对当代中产阶层的控制是强有力甚至是无处不在的，那么色彩对中产阶层在家居上的控制则更加强悍。
中产阶层可以摆脱这种控制，而能更自由地驾驭色彩吗？不太可能，因为对色彩的处理不仅是一个美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当代中产阶层处于激烈的社会变化中，改变是常态，任何一轮时尚的诞生都不是闲情逸致的产物，而是社会思潮及公众行为发生变革的一个风向标。中产阶层追随每一轮流行趋势都是为了不被这个社会淘汰掉，能跟上这个社会的变化意义重大，色彩就是其中一件要跟随到位的事。
尽管如此，中产阶层对色彩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在今天还是一个有着深远意义的话题。既然对一种色彩及其处理方式的选择是中产阶层社会判断的一个标尺，那么选择的标准更折射出了中产阶层的人生观。
1999年以前，中产阶层刚刚浮出水面，进入房地产消费市场更是小心翼翼落脚。随着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中产们不能再指望家中任何一人还能从国家那里获得住房，无论多么不情愿，都要从自己的腰包里掏钱置业了。高级灰所传达的谨慎内敛和某种优越感以及清高，投射在家中就是既不夸张也不单纯，总之左右都不彻底。但2000年以后，随着进入地产市场的中产阶层人士的增多，中产阶层有了形成自己品位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略带夸张的色彩组群和美学理念颇有一种为自己壮声势的意味。当然更重要的驱动力还是进入新千年后，整个欧美的时尚界都刮起了一股“炫”风，亮丽、醒目成了新生活的形象，中国的中产阶层们胆子也大了一些，不再讳莫如深地掩饰自己对家居消费的理想和安居后的得意。2002年以后，随着7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群进入房地产市场，他们独特的文化取向使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色彩取向发生了转折，那些代表深刻、庄重、优雅的色彩被代表闲适、活力、自由的色彩所替代。
中产们在家居中用色走过两个极端，一个是一间屋子里有七八种色彩，而且没有主次轻重，另一种是全屋都是同一色彩或图案，成系列的。随着见识的增多和市场的丰富，中产们渐渐知道一个空间中要有主色系、辅助色系，但对于主次的比例如何掌握很少有到位的。有一个中产之家将客厅及与客厅相连的餐厅的墙面全部刷成了姜黄色，多达100平方米的墙面面积被刷成了这样浓重的颜色，主人后来发现他买什么颜色的家具都压不住，墙成了这个家的视觉主角。
一些中产从杂志中习得用白色打底，然后选个花卉图案的布艺沙发和同花色的窗帘也能达到色彩丰富而不杂乱的效果。如果是一色的沙发，那么靠包是中产们乐于做文章的地方。
我们看到富裕阶层家中的沙发靠包通常没有太多的色彩，昂贵的沙发不需要对其形象再做多少改造，它们的语言很固定、很明确。但中产阶层们选的沙发通常还有若干再塑造的余地，所以一个沙发上究竟有几种颜色的靠包和这个沙发的价格成反比，即靠包颜色越多，这个沙发越便宜，因为中产们想把这个沙发打扮得更有气质、更有个性一些。
外立面的颜色作为楼体的形象元素之一在今日中国既不服从任何流行色的潮流，亦没有任何市政规划对其做出规划，也很少有关于受众的色彩偏好的调查成为开发商或设计师的依据，中产们对于自己住一处什么颜色的住宅的判断基本上是模糊的，他们更多地还是受开发商和媒体的引导。
几种颜色混搭的外立面在1999年后渐成京城地产时尚，始作俑者当推潘石屹的SOHO现代城。当东长安街上这一组五颜六色形似积木的楼群被中产们视为前卫和时尚时，复制品和仿制品迅速涌现，至今仍在蔓延。毗邻SOHO现代城的盛世嘉园2000年推出，连广告都不打，靠着其酷似SOHO现代城的外立面色彩就吸引了相当多的眼球，而其看来并不差的形象使其以低于SOHO现代城1500元/平方米的价位获得了中产们的青睐。
这些对色彩的理解和处理的改变也标志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从原来更讲求典范，到今天的自由自在。现在的中产阶层，尤其是年龄在35岁以下的，色彩的关系已基本上不遵循什么经典的原则，他们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传统的色彩原理在他们这里自然不奏效。批判我们的教育失败似乎还不能解释这个问题的全部，更核心的原因是他们成长在一个失范的社会里，曾有的规范既无从指导他们如何应对每天突如其来的变化，更无从帮助他们成功地识别未来的走向，他们对规范的好处一直没有享用过，于是索性随意而为，反正社会舆论已经没有兴趣评点他们的审美修养，更拿不出一套成体系的范本说服他们照此办理。未来中产之家的色彩将依旧杂乱下去，直到这个阶层对变化有比速度和频率更深要求的时候，色彩才会在中产之家形成清晰的标准。以今日中国中产阶层色彩观的形成及对色彩的认识能力和把握能力，要想提高到今日欧美中产的水平，所需的时间可能至少三五十年。
尽管中国人极为好学，又极善学习，今天的改革开放提供的大环境又使我们有了较为良好的学习环境，但这一代中产在其受教育的关键时期，美学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整个城市的人文环境又在高速建设中被迅速摧毁，基于工业文明建立起来的美学体系和今日中国的城市一样还在稚童时期，没有美学素养的一代人补课尚且来不及何况提高，更遑论培养教育他们的下一代。而对色彩的认识与把握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视觉设计，它是我们和世界交流的一种语言，这一代中产是最为积极地试图去掌握这门语言的人，我很愿意鼓励并支持他们的探索，但我深知这条路相当长远。
我记得第一次去意大利时，忍不住为满街的艺术品而陶醉。那时我体会到什么叫富有的民族——人家祖先留下的文化瑰宝不是只有到博物馆才看得到，它与这个国家的人民融合在一起。
我问一个意大利贸易协会的人：“为什么意大利的设计师一直都活跃在时尚界，能不断给世人带来惊喜？”
这个人回答：“我们的孩子生长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他们睁开眼睛看见的就是美，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都是他们的老师，他们从不会看见难看的橱窗，街上每一个人都懂得如何搭配服装，他们住的房子、他们爷爷奶奶住的房子都是不同时期的建筑物，有的更是杰作，他们可以了解意大利的过去和现在，所以他们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们在城市化运动中全力以赴地抹掉过去(我将此称为农民犁地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总是要用新土覆盖陈土)，我们为自己建造的现在无法告诉我们未来，所以中产们——一代缺少历史背景的中产只有一路向前冲。色彩作为中产阶层构筑自己生活空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元素，如同中产们驶往理想生活汽车上的一个零件，且琢磨呢。
混搭，中产阶层的材料感觉
将墙面做凹凸处理并镶嵌进一些个性化的小饰物，墙面的肌理因此丰富了许多，同时，那些小饰品也成为看点，整面墙像一本活泼的小书，在此地进餐也别有情趣吧。
从一个家中所包含的材料种类中可以看出这个家庭的阶层属性。
富裕阶层和普通工薪阶层家中材料的种类相对中产阶层要少得多，这两个阶层都没有在组合不同性质的材料上下很深的工夫，因为富裕阶层喜欢使用昂贵的材料，比如黄金、丝绸、紫檀木或樱桃木。很少使用难以分出阶层的材料，比如金属或塑料。而工薪阶层选用的材料无论家具、建材、窗帘还是床上用品都是大众化的，尤其是工业化的、流水线上的。
但中产阶层不会放弃这个体现他们品位、满足他们审美需求的关键点。他们选择不同性质的材料，并做出形形色色的组合方式。
迄今为止，中产阶层家庭中无论地板还是家具，木材仍然是主体材料，但自进入2000年以来，玻璃、塑料、金属和石材开始较多地出现在中产家中。木材和玻璃、木材和金属、塑料和金属搭配渐渐成为常见的形式；织物的材质就更丰富了，而且原来用于窗帘的面料以一幅同一面料为多，现在一幅窗帘用两三种面料组合的搭配也很流行。
至于餐桌上的形象，是充分体现中产阶层审美趣味的所在。一幅丝绸或纯麻的桌旗，放置的烛台是玻璃的，果盘是陶制的，餐具是瓷制的，刀叉自然是金属的，调料架有木制的，也有金属的，餐巾环可能是水晶的或塑料的，而餐巾则可能是棉的或麻的。
进行组合的材料种类及组合的复杂程度在很多中产看来标志着品位的高低。
一张小小的餐桌便会堆砌如此多的材料，生活的复杂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床上的形象在这五年内发生的变化同样巨大，原来是床罩、床单、被罩、枕头套都是同一系列的图案，后来因床上又添了靠包和抱枕，材料和图案的一致性开始被突破了，现在即使是床罩、床单、被罩和枕头套的布料都有材质及图案的差异，选择成套床品会被视为“老土”。
这些发生在材料上的变革反映出中产阶层对家居视觉、触觉体验的丰富期待。
早先的同一性还是基于审美及生活理念高度一致的社会背景，一致性几乎就是安全性的同义语，在一个普遍的、既定而清晰的原则下行动而不逾矩是“文化大革命”给广大中国人最深切的教训，上世纪6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几代人在其成为中产阶层后，文化上还是沿袭了过去的作风，革新不是他们的性情。
但随着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系统越来越开放，文化取向也越来越多元，中产阶层在一次次小小的尝试中发现并无风险，反而有一种新鲜的收获，渐渐地他们开始对创新萌发了热情。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产阶层真的会无节制地扩大自己的材料选择界限，一种材质能不能在中产阶层中流行，最关键的要点不在于这种材质是昂贵还是便宜，是华丽还是朴素，打动中产阶层的是这种材质能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中产阶层内心的家居理想。
第一代中产阶层即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人不仅温和而且保守，由于对现代都市生活尚欠缺足够的经验，初次消费家居产品，还不敢大张旗鼓地抛开既往的审美和大众的标准，所以木材是惟一的主角。到了第一代中产阶层完成初次置业，大概在2000年前后，第二代中产阶层即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人，进入家居消费市场，第一代中产阶层开始他们二次置业的时候，中产阶层在家居装饰用材上开始了不断的突破。
简约主义表达了第二代中产阶层对自己更年轻更西化的一种心声。例如他们通过使用金属与木材、金属与玻璃等材质组合而成的家具来表现自己的大胆和前卫，多元化的材质组合使第二代中产阶层的家凸显出不同于第一代中产之家的活力，而这正是这一代中产者的心态。他们成长的年代较第一代要顺利一些，进入这个阶层也相对轻松一些，所以他们不试图表现自己的深刻与厚重，相反，活力是他们较之第一代的优势，是他们乐于表现的。
比他们走得更极端的是新兴的中产阶层，即上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这个人群中的中产尽管规模还不够大，但特征已渐渐凸显。他们在材质的选择上更强调个性突出，金属、棉、麻、塑料、水泥，一切远离古典和华丽的材质被他们欣然采纳。如果说前两代中产阶层对古典美还留有或多或少的心仪，那么新兴的中产阶层对古典美则没有多少恋慕，他们试图在这些不显示原材料价值高低的材质中抹去象征着出身贵贱的痕迹。他们只用材质标识品位的高下和个性的取向，却不试图用它去显示财富的多寡或地位的高低，就像比尔·盖茨穿的T恤和他的员工穿的一样都是纯棉的。
一些可塑性强、使用语言自由的材质因易被操作正为中产阶层所欣赏，尤其是新兴中产阶层。比如塑料，塑料现在被用于家具、器皿、饰品等诸多地方，只因它极强的可塑性可以依据中产阶层的想像变换出各种形式。
对玻璃这种材质的接受并不算意外，无论是将玻璃用于隔断墙、淋浴屏、还是茶几面或柜门，这些处理在中产阶层这里不过是最小幅度的突破，因为通过使用透明度不同的玻璃来表达内心的需求是可进可退的方式。渴望大胆的，可以用全透明的玻璃制作隔断墙或沐浴屏风；心理承受力不那么强，还想留些隐私的，则会换作磨砂玻璃或彩色玻璃砖。
金属在相当一部分中产阶层家庭中的流行才真正说明当代中产阶层在塑造家居形象方面的大胆程度有了一个跨越。这种冰冷坚硬、造型也少有浪漫气质的材质被与木头、玻璃等结合起来，甚至金属家具也赫然在室内出现，中产阶层中的一些人已经放弃了温情脉脉的家居质感。这倒不是他们真的认同这种美学，实在是这种冷峻与其日常的生活常态构成了某种反差，这种冲突感可以让他们释放出内心的某些压抑。
近几年水泥受到了新兴中产阶层尤其是他们当中的自由职业者的追捧，尽管尝试者有限——因为现在的技术工人在水泥的施工工艺上造诣不高，真正能将墙或地抹平的工人难得一见，所以中产阶层残留的古典的审美观还不能接受不匀整的水泥地面或墙面——但毕竟他们对这种极度理性和冷峻的家居形象还是发出了赞叹。
随着新型材料涌现的速度日益加快，中产阶层在材质上表现出的开放性也日益提高，他们似乎不拒绝接纳什么材质，只要他们能用这种材质创造新的形象。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市场产品的匮乏，一种材料受到追捧，就会在最大范围内广泛流传。水曲柳、白榉木相继在市场上走红过，走红的程度是从地板到门窗到家具全都用水曲柳或白榉木打造。那个时候，你很难从材料上看出一个家庭的阶层所属。到了90年代末期，木材的种类丰富了，一种木材走红的现象很难再看到。与此同时，在材料的选择上产生了阶层分化。一些昂贵的木材，即300元/平方米以上的木材成为富裕阶层的首选，中产阶层则选择那些200元/平方米以内的木材作为自己的装修材料。
除了价钱和名气的不同对不同阶层产生不同的引导，审美的差异渐渐成为不同阶层选择材料的重要原因。
仍以木材为例，水曲柳、白榉木会走红，实在和这两种木材的木色、木纹浅淡、个性不强有关，后来一些高收入的家庭几乎不会再选择浅色的地板，除了因为住宅面积大，浅色地板在视觉上难免轻飘，更因为，深色地板所传递的稳重感令高收入人群非常认可。而一些木纹典雅、色彩华贵的木材例如樱桃木更受高收入家庭的青睐。1999年时，中国的富有者还不知道雀眼越多的樱桃木越值钱，但到了2000年，这就成了圈中的共识了。
至于中产之家，随着北欧风格的流行，2001年—2002年白枫在小户型的家庭里很是流行了一阵，而那些买了12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的中产则更青睐橡木之类深色、朴实的木材，由于后来获知带疖子的木材在北欧是最受追捧的，一些向往田园风的中产则将家中的家具和地板，甚至墙材都换成了带疖子的木材。
与对木材的选择标准相反，选择石材作为装修材料的家庭收入越高，石材的色彩越清淡，纹理越简洁。
石材在中产之家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装修材料是和厨房卫生间装修档次的提高分不开的。
当中产们接受了衡量一个家庭装修档次高低最重要的标志是厨卫的档次这样一个概念后，他们在分配自己的装修预算时，几乎都把厨卫的设计和装修列为重中之重，而装修这两个空间无一例外地要用到石材。
家庭年收入超过30万的通常会在厨卫使用进口瓷砖。中产们选择瓷砖通常会关心砖的颜色是否耐脏，因为他们不想为清理厨卫花太多时间，这对他们是个负担；花砖和腰带在中产之家被普遍使用，但在哪个位置铺设中产并非仔细斟酌，基本上都是装修工人说了算，而且他们也很少跨系列选择花砖和腰带。
地砖较能说明中产们的材料感觉。使用大理石做地砖的家庭通常收入较高，这个家庭选用的家具和大理石砖一样也是中高档的，而使用陶砖的家庭收入相对较低，使用玻化砖的则更低。
砖的尺寸和色彩也能折射出某些信息，那些使用大理石地砖的家庭通常选择每块60厘米×60厘米以上的，不仅因为这些家庭使用大理石地砖的空间都是面积较大，更因为大尺寸的地砖显得更有气魄。
选用陶砖的中产之家则更多地在地砖的色彩上下工夫，以展示自己的趣味。
中产们在用各种材料表达着自己，屋内是他们最下工夫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自己所居住的楼盘的公共区域使用的材料不加挑剔。
那些大堂使用大理石地砖、墙砖的会被中产们视为高档。至于外立面，中产们虽然欠缺足够的知识来识别哪种材料更适合做外立面，但他们仍尽力去做这个判断。
涂料和瓷砖的外立面哪个更能标榜自己的身份是时尚说了算，而不同材料的外立面可能导致的未来维护成本是否会增加自己的生活开支，中产们目前未及细算。那些在样板间展示阶段甚至仅仅是在效果图上看来美丽的楼体会成为打动中产的元素之一。
当使用石材作为外立面的开发商以不易清洗、难以保持清洁亮丽的外在形象攻击外立面使用涂料的楼盘时，选择涂料外立面的中产们很是惶恐过一番，但当开发商用多种材质和丰富的色彩搭配塑造楼体形象时，其多变性迎合了今日中产求变的心理，这对选择涂料外立面的中产是一种安抚——它暗示了他们生活在一个富于想像力的楼盘里。
中产阶层对材料的选择及使用还存在着明显的实验性。随着中产阶层的成长，将不同材质在同一个空间做组合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而组合的功力究竟有多深，我只能说，如果时装的混搭已经是一个国际潮流的话，那么家居里的混搭不过才刚开始，混搭的水平不会太高，但这种尝试充满了乐趣，也有着很大的成长空间，所以会玩上好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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